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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采

一生无悔的“钢铁战士”——记不锈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一德

王一德,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938年12月,不锈钢技术和压力加工专家。1956—1961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读本科,1963—1968年在北京钢铁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到太钢工作至今。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长期工作在工程技术第一线,为我国不锈钢、电工钢事业和轧钢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主持不锈钢攻关、“高质量不锈钢板材技术开发”国家课题和太钢不锈钢改扩建工程以及不锈钢宽幅冷轧、不锈钢无缝钢管与精密带钢等项目,使不锈钢品种、规格大大增加,使不锈钢工序成本大大降低;形成一整套不锈钢生产工艺技术;自主集成铁水为主原料KOBM-S三步法冶炼不锈钢新流程;采用强力粗轧机、大功率精轧机和世界最新TDC技术改造热连轧;创新集成多项冷轧新技术;主持建成国内第二个冷轧硅钢厂,自主开发一整套冷轧无取向硅钢生产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多次主持纯铁新材料研制,解决多项技术难题,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满足了国防军工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点工程需要。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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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德”这个名字,在中国钢铁界赫赫有名。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太原钢铁公司原总工程师,他的多项科研成果在中国钢铁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研制的新型不锈钢和电工钢材料,广泛应用于航天、国防等领域;铁水冶炼不锈钢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他主持的太钢50万吨不锈钢系统改造工程,为太钢成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奠定基础。这位用科技引擎驱动太钢“不锈巨舰”的“钢铁战士”,如今虽然光环绕身,却仍辛勤地耕耘在中国钢铁生产的第一线,默默实践年轻时就立下的报国誓言。

与钢铁工业“情定终身”

时光荏苒,王一德已经在钢铁行业打拼了半个多世纪。说起他与钢铁的缘分,还得从55年前的那次高考说起。

王一德1938年末生于浙江杭州,这是一片山明水秀、人才辈出的土地。他从小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骨子里充满了“刨根问底”的执著。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他,早年间便耳濡目染了深厚的文化和江南的才情,这驱使他一生追求科学进步、科学创新而永不停歇。

王一德中学就读于杭州有名的第二中学。他热爱运动,为人热情,组织能力也很强,初二时就当选了学生会副主席兼体育部部长,一直到高三毕业。那个时候除了上课,他业余时间特别喜欢运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都有所涉猎。“别看我个子不高,打篮球时我技术好,投球准,是很好的后卫,”王一德笑着说,“我现在身体这么好,还应归功于那个时候打下的好基础。”

除了热爱运动,王一德的学习成绩也很出色,老师给他定下的目标是清华大学;那个时候,他父亲是浙江大学的教师,对浙大自然也是“青睐有加”;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选择王一德都放弃了。1956年,伴随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全国轰轰烈烈的钢铁工业发展形势,怀揣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王一德毅然地将目光锁定在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周围很多人笑我幼稚,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校’,有人说‘上浙江大学可以留在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谈起当时的情形,王一德回忆说,“我参加高考时,正值鞍钢‘三大工程’建设,钢铁工业对全国的建设影响很大、贡献也很大,因此,没有做过多的考虑,我就坚定地将钢铁学院定为第一志愿,我就是要投身钢铁事业。”这是王一德人生中的一次决定性选择,从此他便与钢铁结下了不解情缘。

1956年秋,王一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开始了大学生涯。在大学里,王一德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每堂课的学习都很认真,专业知识的掌握尤为扎实。“我的最大特点是上课专心听讲,总是坐在最前面,笔记做得很好,笔记旁边空出一栏,当时就做批注,把上课老师的重点在旁边记了下来。”王一德说,“所以平常很少去复习,一到考试,我把平时笔记本旁边的重点看一遍就能考5分。”若干年后,当王一德时隔半个世纪又一次回到母校时,学校将档案馆中一份密密麻麻排满“5分”的全优成绩单送给王一德,这是当年全专业唯一一份五年全部满分的成绩单。

1958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一次,学院团委书记在阶梯教室给全校的团支部书记召开动员会,听着书记发自肺腑的动员,在台下就座的王一德内心蕴藏已久的激情立即被点燃了,他一方面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而激动,更激动的是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钢铁报国梦”了。听完动员讲话,按捺不住激动之情的王一德高举双手,马上发言,慷慨陈词,在偌大的阶梯教室中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是钢铁学院的学生,是祖国钢铁工业的主力军。我们平时学习的专业知识终于可以为党和人民服务了,我们一定积极完成任务,争分夺秒地为祖国和人民多炼钢铁!”王一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会后,他马上带领几名同学开始行动,连夜到五道口附近找了一口腌菜缸,修补之后在学校北门机械加工厂边上的杂草丛中砌了一个炉子,开始了“炒钢”生产,也掀起了钢铁学院生产运动的高潮。

不过,一个小炉子显然不能为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做太大的贡献。于是,王一德主动报名参加了学校小型轧钢厂的生产劳动,在加热炉旁做了一个多月的“烧煤工”。为了能够多炼钢铁,王一德几乎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加热炉的工作中,每天都与黑煤炭打几个钟头的交道。那时候,每天傍晚校园中都能看见一个浑身上下黑黝黝的烧煤工身影,那就是王一德。

后来,学校要支援地方在清河建立一个小钢厂,王一德又一次主动请缨,来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的清河荒地上。他和同学们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只能挤在帐篷里面休息。王一德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清河还很偏远,也很荒凉,晚上在帐篷里面都能听到狼的嚎叫声,常常害怕得没办法入睡。不过,想到能够为‘大炼钢铁’贡献一己之力,无论多么辛苦也值得。”

除了积极参加“大炼钢铁”,王一德还特别注重专业实习活动。北京钢铁学院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活动多,学生们都必须参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三个实习活动,现场教学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王一德自然不会放过现场教学的机会,“我当时被分配到了鞍钢的第二薄板厂,在荒轧机前当轧钢工,每天都拿着一个大钳子把轧机上刚吐出来的炽热的钢板夹住、翻面,经常把我的脸烤得火辣辣的,一干就是三个多月。”在鞍钢的实习虽然艰苦,却对王一德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现场教学,我深深感受到工人的伟大,学会了怎样和工人相处。加上后来读研究生在首钢又现场工作了四个月,前后半年多让我对热轧薄板和冷轧硅钢的全流程非常熟悉,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年少时立志投身钢铁事业的王一德,就这样在北京钢铁学院与钢铁“情定终身”,钢院的学习生涯和实践教学也铺就了他日后在不锈钢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康庄大道。

“提壶灌顶”的小老师

王一德的人生曾面临多次考验,压力面前的他没有选择放弃和退缩,他用“提壶灌顶”的绝招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进入钢铁学院学习,王一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苦读书。很快,他就成为同学中出类拔萃的顶尖人才。由于成绩出色,1960年,学校领导破例让仍在读大四的王一德走上讲台,成为高校罕见的“学生兼教师”。调令一下,正在鞍钢搞现场教学、热火朝天劳动的王一德马上赶回学校。他的任务有三个:第一,带五年级的学生(当时学制5年),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念完四年级;第二,自己完成五年级的备课任务;第三,自己完成五年级的学业。他所带的五年级学生那时候已进入课题阶段,让王一德讲授他自己都还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压力可想而知。随后的时间里,他白天带学生上课,夜里掌灯自修第二天要讲的功课。王一德说,“那是记忆中比较艰苦的时期。不过,不太怕吃苦,是我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他每天从晚上十点学到凌晨两三点,然后稍作休息凌晨五点准时起床早自习。到了晚上总是要打盹,怎么办?王一德想出了“提壶灌顶”的办法:每天晚上只要一犯困,王一德就用水龙头或找一壶凉水冲自己的脑袋,强迫自己清醒,清醒了之后继续学习。一年后,凭着“提壶灌顶”的妙招他圆满完成了“大四教大五”的任务,同时也完成了自己五年级的学业。

毕业后,王一德因优异成绩和具有教学经历而留校,担任压力加工系主任的助教,开始上300多人的大课。回忆起那时的经历,他至今仍然十分忐忑:“第一次上讲台上大课特别紧张,我当时还不到22岁,剃着小平头,穿着夹克衫。上讲台后大家就直愣愣地看着我,看得我浑身发毛,五分钟讲不出话来。后来,我使劲让心境平静下来,这才开始进入角色。”当时,王一德作为系主任杨尚灼老师的助教,教授《轧钢设备》科目。由于课程准备得十分充分,授课方式符合学生的特点,大家逐渐认可了这个小个子的年轻教师。

顺利通过“小老师”考验的王一德马上又迎来了第二次考验—“学外语”。1963年,北京钢铁学院出台新的政策,要求助教必须具有研究生以上资格。学校领导让他考本校的研究生。当时的考研难度很大,王一德大学学的是俄语,但考研究生要考英语,而且那时全院只录取9名研究生,每个专业只有一名,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挑战在前,王一德又开始了拼搏。他学会了超前式的学习,又用上了“提壶灌顶”的老方法,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学英语,学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早上五点起床到主楼前的小院子里背英语。这样,花了一年的时间,他如愿以偿考上了研究生。“我学习起来确实很刻苦很投入,最后考出的成绩都还不错,因为功夫下到了。”王一德说。

前后两次考验更使他养成了熬夜的本事,后来到钢厂工作后,王一德成为厂里最能熬夜的人,被工友们戏称为“工作狂”和“夜猫子”。有一次,王一德承担了国家重点工程材料的试制任务,为了确保钢板的质量,他一直在现场盯着,五天五宿没回家休息。其他的人都睡觉,他却始终在现场坚守,一旦打盹,就继续使用“提壶灌顶”的老办法,用凉水冲脑袋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试制任务和质量要求。谈起熬夜这个优点,王一德自豪地说起了另外一次趣事:“有一次跟外商谈判,连续谈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对方总共六个老外,最后病倒了五个。一个嘴巴长疮,一个鼻子流血,一个颈椎僵硬,一个突发感冒,还有一个腰身被闪,谈到最后只剩我和最后一个老外‘一对一’谈判了。”

说起“提壶灌顶”的功夫,王一德的学生张文康对老师赞叹不已:“王老师现在年逾七十,功力不减当年,每次谈判都让对方胆战不已。记得有一次谈判,一连几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中午就随便吃几个饺子,连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受不了,七十多岁的老人却依然能谈笑风生。”

其实,“提壶灌顶”的绝招练就的是超人的毅力和执著,但学习却更需要科学的学习方法。王一德说:“在大学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怎么样自学,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特别是研究生阶段更要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工厂中,工作效率的快慢、工程成绩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方法和思维。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说,认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怎么样抓主要矛盾,所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我非常有帮助,在大学、工厂先后看了五遍。”

善于抓住问题主要矛盾的王一德凭着执著和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提壶灌顶”也成了他每每遇到困难和挑战时的绝招。

“世界第一”的缔造者

如今的太原钢铁公司已经是不锈钢领域的“世界第一”,这个“第一”的背后浸透着王一德43年来的辛勤汗水。

王一德生在杭州,在北京上大学,工作则到了太原,而且这一干就是一辈子。研究生毕业时,学校让他留校当教师,同学们也都纷纷到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择业。而他,却偏偏主动要求到太钢工作。当时,无论是太原还是太钢的条件,都不能和其他大城市及其他大的钢铁企业相比。可是,王一德却说:“只有太钢有我所学的硅钢生产线。”从生活条件来讲,人家说他是步步下降,但他说:“做出这个选择,我不后悔。”

王一德是结婚以后到太钢的,当时单位没有房子。在太钢,他只认识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托同学找房子。同学找到一个废弃的男厕所,说在小便池上可以搭一张床,他为此感激不尽。但是,他和妻子实地去看了看,却觉得太不雅观了,于是只好分居,妻子住在女生宿舍,他住在男生宿舍,他们就这样“分居”生活了两年。

到太钢后,王一德从小事做起,重视实践,用心做事。他一到工厂先当工人,第一天首先给工人烧开水、倒茶、扫地,中午跟工人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下午给工人们打下手。下班时,他把好多天积存的垃圾倒到附近的垃圾桶去。因此,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说这个研究生一点架子也没有,还挺勤快。一般来讲,学徒工半年才能开轧机,而他第二天就上岗开了轧机。他理论联系实际,很快,轧的带钢质量就比很多操作一年多的工人还高。通常,高校毕业生得当一年工人,他三个月就“出师”了。从此,王一德开始了他在太钢不锈钢的奋斗历程。

20世纪末,国内不锈钢消费量以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国产不锈钢能力严重不足,只能满足四分之一。太钢生产不锈钢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国内最早生产不锈钢的企业,但是四十多年来长期处于“老小不大”的状态。面对不锈钢市场的重大机遇,刚刚上任的王一德总工程师积极建议公司领导调整发展战略,抓住民族不锈钢工业发展的难得机遇,加快太钢产品结构调整,将发展不锈钢作为首选方向,重点突破。王一德的建议就像给太钢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太钢上下万众一心,拉开了不锈钢系统改造的大幕。经过全面调研和认真分析,王一德针对太钢“冶炼规模小、热轧条件差、冷轧设备旧、技术创新弱”四大问题,提出了“迅速发展太钢不锈钢”的新思路。太钢集团在不锈钢发展方向上虽然一致,但在选择冶炼工艺流程时,企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有人主张采用国外传统的冶炼技术,而王一德主张自主集成开发以铁水为主原料的KOBM-S不锈钢冶炼新工艺,这当然含有很大的技术风险,因为国内外尚无先例。但王一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认为,世界钢铁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别人手里,总跟着外国人模仿,中国的钢铁工业永无胜算。

王一德的意见最终被睿智的领导采纳。在他的带领下,太钢正式启动不锈钢系统改造工程。王一德一方面以“高质量不锈钢板材技术开发”和“以铁水为主原料生产不锈钢新技术开发与创新”为重点,实施技术创新,为不锈钢系统改造提供技术支撑和保证;另一方面以热连轧改造为中心,改扩建炼钢工序和冷轧工序,加快不锈钢系统改造工程,为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提供物质基础。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前,王一德恢复了“夜三朝五”的老习惯,将不锈钢系统改造方案制定得尽善尽美,深入细致地研究每一个生产环节。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集团领导的正确决策,有了总工程师把握技术方向,所有太钢人群情振奋,全体总动员,迎来了太钢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了明确的方向,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王一德和他的团队携手太钢广大科技人员和全体职工没日没夜地奋斗在生产一线,扑下身子大干特干。他曾不止一次地晕倒在工作岗位,不止一次地输完液拔下针头就直奔现场,不止一次地整宿盯着生产不合眼……太钢的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条生产线,大批科研新产品无不渗透着王一德的辛勤汗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王一德的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陆续投产:2001年,凭借“高质量不锈钢板材技术开发”国家重点课题的完成,拥有11项关键技术和5项专利技术的整套不锈钢板卷工艺率先报捷,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增效近亿元,满足了国家重点工程和高端市场的需要;2004年,自主研发的铁水“三步法”冶炼技术再奏凯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居国际领先水平,流程填补我国钢铁工业空白;2005年,热连轧改造传来佳音,年增加产量160万吨,每年为企业增利6.4亿元,使太钢不锈钢年产量跻身世界十强;2005年,冷轧改扩建工程大功告成,年产冷板由3万吨增加到9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不锈钢冷轧厂……随着不锈钢系统改造工程的完成,太钢的不锈钢生产成本降低40%,销售收入增加100亿元,产能由5万吨增加到100万吨,粗钢产量跃居世界第8,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不锈钢企业。“太钢速度”让国际同行为之震惊,国外不锈钢企业纷纷前来观摩取经,民族不锈钢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完成太钢不锈钢第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制定了更大的发展目标—建设成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不锈钢企业。有了新的发展目标,王一德和太钢职工又一次点燃热血,启动了200万吨不锈钢新工程。工程中,王一德全面参与新工程的规划、决策和整体方案制定,同时主持冷轧项目,新建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超大规模115万吨热线、75万吨冷线、30万吨2100宽幅冷轧机和精整设施,实现工艺技术装备水平超一流,产品超宽超厚,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2006年,不锈钢新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太钢产能从100万吨跃升为300万吨,成为全球产能最大、工艺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全流程不锈钢企业。目前,太钢不锈钢粗钢产量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

回顾十余年的太钢崛起历程,在太钢集团主要领导的正确决策下,王一德先是为太钢铺设了10万吨向100万吨进发的高速公路,紧接着又和大家一起架起了100万吨向300万吨进军的机场跑道。太钢通过一系列重大创新,形成了一整套不锈钢工艺技术,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世界不锈钢工艺技术装备的发展,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做大做强的典范,对国内外不锈钢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

作为引领太钢创造奇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王一德,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攻关,解决多项关键性技术难题,满足了多个国家重点工程的需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他先后取得22项省部二等奖以上重大科技成果,其中5项获国家奖,10项获省部一等奖,7项获省部二等奖,大部分是由他担任第一完成人。特别是在“九五”、“十五”期间完成的太钢50万吨不锈钢系统改造、太钢90万吨冷轧不锈钢改扩建以及150万吨不锈钢新工程冷轧项目,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和他的团队一起主持完成国内第二个冷轧硅钢厂的建设,当时只有太钢是全部用自己的技术,而不引进国外的技术。如今,太钢通过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已实现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其中不锈钢年生产能力3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成为世界不锈钢领域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科技加速度,生产加速度,王一德和太钢新领导班子正引领着太钢像动车组一样带着强大的冲击力,载着最优良的装备,向着不锈钢年产量400万吨的目标加速疾驰。

三闯“鬼门关”的硬汉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一德为太钢的发展,为太钢在不锈钢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王一德的经历中,几度曲折,几度不幸,如今听来依然让人感叹颇多。

2009年,王一德前往天津参加中国工程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会间经历了一次惊险的“生死奇遇”:一天,王一德走进电梯准备回房间休息,电梯行驶到高空时突然断电,厢内一片漆黑,电梯剧烈地晃动,随即从高空坠下。王一德当然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下意识地用手抓住扶手,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救援电话……紧急维修后,电梯门打开了,王一德乘坐的电梯惊险地从高空坠到了一、二层之间,他被四个年轻人“下抬上拉”地拖出了电梯,经历了一次“电梯惊魂”。此后,电梯事故迅速在中国工程院传开,王一德从此被院士们称为“摔不死的钢铁战士”。回想起两年前的遭遇,王一德至今心有余悸,“不过,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死’过两次了……”

他所说的第一次“死”发生在1985年。一天,王一德在工作期间突然间休克,摔倒在水泥地上,半分多钟后才醒来。“醒来先看到远处地上掉的两颗门牙,心想,太可惜了,怎么掉了两颗门牙。当被人扶起来以后,我的整个脸都变形了。以前长得还不是很难看,那次以后就难看了。”王一德开玩笑似地说。后来,经过仔细检查,休克的原因是低血糖,劳累过度。对这样的检查结果,王一德根本没当回事。

第二次发生在1988年。那一年,太钢组织高工体检,别人做B超10分钟就下来了,轮到王一德时,40多分钟过去了还在反反复复地检查。医生最后在鉴定书上画了个大大的“?”号。“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没往心里去。”王一德说。接下来的检查却带来了可怕的结果:太原市三家医院都诊断王一德患了肝癌,第四家医院检查结果更是可怕,说是肝癌晚期,只能活3个月。王一德得了肝癌的消息传得很快。他到家后,单位领导赶来了,同事、邻居、工友一批接一批神情肃然地来看他。“想到自己坎坷的一生,实在心有不甘;想到爱人孩子,孩子还刚上初中,混沌未开;想到至爱的亲朋,想到家乡的青山绿水……”王一德思绪万千,难以平静,但在大家面前还要装得若无其事。抽空,王一德嘱咐两个女儿,“爸爸这辈子什么财富也没有留下,只能告诫你们,做人要诚信,做学问要勤奋。”到办公室,王一德打开抽屉对同事们说,“这些是我多年积累的资料,是我的经验和教训,你们工作中会有用的,谁想拿就拿吧。”于是,王一德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王一德的肝被切掉了三分之一。最后却证实,他患的是血管瘤,不是肝癌。

就是这样三次生与死的考验,磨炼出王一德常人难以企及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成为一名活跃在钢铁工业一线的硬汉。

于“三起三落”中成长

说起自己的事业经历,王一德更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可以算是挫折中成长起来的。”

1970年,王一德在“文革”中住进“牛棚”,种稻田,挖山药蛋,接受“劳动改造”。挑大粪,是王一德直到现在依然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件事。他说,“淘大粪,第一勺下去,很臭,第二勺,还很臭,逐渐就没感觉了。”当时,王一德想,可能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了,但转念一想又认为即使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也不能把自己的专业荒废掉。于是,他重新拾起课本,开始翻译文献,几年的工夫他翻译出了百余万字的技术资料。“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让我工作,我就翻译资料,每天晚上翻译到凌晨两点多,现在想想,翻译这么多的资料对我很有好处啊,现在我想翻阅什么资料都是得心应手的,而且我的资料像图书馆里的一样,都有记录卡片。”面对生活的重重磨难,王一德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说,“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永远要记住,越是遭受磨难多的人,越是要比别人更多地付出、加倍地付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文革”后王一德凭借着扎实的技术能力迅速在生产一线崭露头角,于1978年担任研究室的代副主任,开启了自己事业上的新篇章。

1986年,事业处于蓬勃发展期的王一德再次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被人说成“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了太钢钢研所主任工程师的职务,降成了普通的技术人员。然而,王一德的选择有些出人意料,他没有丝毫的埋怨甚至懈怠,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想为自己喜爱的钢铁事业继续奉献微薄力量。所谓“清者自清”,1990年,经过复查,组织上终于将其所有的处分全部撤销,他又有了施展能力的舞台。此后,王一德的工作有了更大的干劲,开始担任一些重大项目的课题组长。由于工作中优异的表现,他于1992年开始担任太钢副总工程师,1995年担任太钢总工程师,事业开始焕发出闪耀的光辉。

2002年,因为年龄原因,王一德从总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山西省主要领导同志不让他退休,要他继续工作。王一德告别了总工程师岗位,心里不免有异常的感觉。不过,面对着不锈钢领域的技术难关和正在蓬勃进行的技术改造,王一德选择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离岗后,王一德仍然坚持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主持多个重大不锈钢新建工程和科研攻关项目,为我国不锈钢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2005年,王一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山西省本土培养的第三位院士,也是中国大型钢铁企业中第三个获此殊荣的人,迎来了事业的顶峰。

“我经常跟年轻人讲,不管遇上什么情况,都不要荒废自己,机会没来时,不妨先充实完善自己。机遇不是常有,但充实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这就是经历过所谓“三起三落”的王一德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人生箴言。

名副其实的“严格先生”

2005年,王一德收到了中国工程院寄来的《八条共勉》信函,他细细阅读后感受颇多:“院士不是万事通,只有不断地在专业领域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王一德拥有一个独门绝技—记笔记,帮助他畅游学海几十载。王一德从小学时就喜欢做笔记,将笔记本分成两半,一半用来记录知识,另外一半用来将重点和要点进行标注。这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让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门门功课优异,甚至全是满分。除了在课堂上喜欢记录学习知识,生活中的王一德也有着“本不离手”的好习惯,无论在生产现场或者会议间歇,只要看到或听到有用的信息,他都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且将重要的条目标注在一旁。王一德的同事白灵宝谈起王院士的笔记本也是赞不绝口:“王总的笔记本随时随地带在身上,所有的信息都不能逃脱他的笔杆子。跟他时间长了,我们这些晚辈也都有了记笔记的习惯,现在我的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思路和要点主要依靠着我的笔记。这可以说是王总教给我的最实用的一项技能了。”王一德的笔记不仅笔迹隽秀,而且还曾经给他帮了大忙。当年,王一德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人举报他成果不实。于是,中国工程院组成调查组专程来到太钢进行调查。为了证明自己,王一德将自己的笔记本一一放到调查组的面前。调查组的院士们看到了笔记本上的数据和会议记录,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因为成果造假不可能有这么翔实的原始记载。被一大摞笔记震惊的一位老院士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笔记。

王一德不仅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孩子更是言传身教。两个女儿小的时候,王一德对她们的教育十分严格:首先必须养成爱学习的习惯。当时住房条件不好,几经辗转的王一德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王一德以身作则,夫妻二人除看新闻外不开电视。晚上时间,王一德钻研专业书籍,要求爱人阅读小说,给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也让两个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当女儿思想波动的关键时刻,王一德主动与她们沟通交流,用自己的智慧和人生经验帮她们把握人生发展方向。在王一德的谆谆教导下,两个女儿都小有成就。

王一德治学态度的严谨也体现在工作中。说起王一德,太钢的职工们除了发自内心的敬佩,还有一丝恐惧,因为王一德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严谨求实的作风让大家都不敢松懈。王一德多年的同事任建新感触颇深:“王院士虽然生活中十分和蔼,工作中却丝毫不讲情面,遇到事故问题必定一查到底,无论责任者是谁,他都会让真相大白。”在王一德担任太钢总工程师期间,某厂的车轴钢出了点事故,受到铁道部的通报批评,在公司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司主要领导要求限期清查原因并整改。经过反复认真思考,王一德找到了技术处长,就事故可能原因进行排查,直到深夜。之后他们连夜派人到生产车间将原始记录用麻袋拿回了办公室。经过反复核查、校验,发现原始记录中60%有掺假数据。发现问题后,技术处长问王一德:“王总,这事涉及厂里两个领导,会上要不要说?”王一德不假思索地回答:“怎么不说?正是真相大白的时候,怎么能不说?说!”经过会上这么一说以及会后掀起的全公司打假活动和质量大整改,太钢的车轴钢再也没发生过质量问题,市场占有率也不断提高,从原来的10%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天长日久,王一德的严谨作风让他戴上了“严格先生”的帽子。过去和如今,太钢很多技术报告,只要报给王一德的,他都要仔细阅读,认真修改。“严格先生”已经成为他掌管的技术创新活动和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的“铁闸门”。

作为太钢巨舰的领头人之一,王一德至今依然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奋斗在工程项目和科技攻关的第一线。“我这一辈子,能够为钢铁工业做出点事情非常荣幸,可谓‘情系钢铁,一生无悔’。”虽然年过七十,但是这位一生无悔的“钢铁战士”注定还会将“钢铁进行曲”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