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钤，河北武邑人，生于1921年11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教授、科技委顾问，金属材料学、金属物理学和“两弹”专家。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矿冶系；1949年获美国科士理工学院物理冶金硕士学位；195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系统地研究了在蠕变过程中纯铝及其二元单相合金的形变和断裂机构，尤其是晶粒间界行为；1956年回国后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教授；1963年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工作，历任试验部主任，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等职，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0年任核工业部军工局总工程师；1989年赴美任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教授间，又进行了细晶的研究，提出晶界裂纹形成和传播的模型，并系统地阐明晶界行为与高强度、塑性、断裂的关系，在高温强度和超塑性领域内作出了重大成就。1990年任中国学会核材料分会第二届理事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步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

“钤”字有“官印”之解。父母授“兴钤”之名，自然也寄托了对张兴钤将来能步入仕途、光耀门楣的希望。然而，时代动荡，风雨如晦，张兴钤出身河北、考入天津、南下上海、求学武汉、乐山入党、供职綦江、赴美深造、辗转回国、任教钢院、埋名戈壁、流放河南、载誉返京，在这条大开大合的人生曲线上，兴钤虽未如家庭所愿入仕为官，但他用刚强正直的为人品格、坚毅执著的治学精神、宽和质朴的待人态度、讷言敏行的处世方式给这个大时代烙下了深深的钤印，也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超乎家庭希望的高度。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共产党的同龄人

1921年深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已经在河北武邑的灵通人士中流传，同年11月15日，张兴钤出生在武邑县的一个大家庭中。在那个举国彷徨、风雨飘摇的时代，没有人会把这两个消息联系起来，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没落大家庭中的孩子，会同矢志救国的最后一支力量—中国共产党一起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

至张兴钤就读时，大家庭已中落。作为适龄七个孩子中的成绩较优者，张兴钤负箧求学，一个人背负起整个家庭的希望。在叔父的接济下，他于14岁时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再也无力供养，他不得已考入了天津河北工业学院高职部机工科，放弃了由高中而升入大学的深造之路。而北上天津，也为张兴钤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天津的日租界，少年张兴钤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警肆意欺辱沦为三等公民的中国人，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国家不富强、人民就受欺侮”的意识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 · 九”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时，作为高职学生的他放下了手中的书本，和当地的大学生一起，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为祖国的命运奔走呼号。也就是在那时，张兴钤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救国热情和革命情怀，心中逐渐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时局继续恶化，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华北特殊化要求之后，华北局势危如累卵，早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6年夏，张兴钤辍学离开天津，南下上海，考入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求学，张兴钤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加快了向党组织靠拢的步伐。在学习之余，张兴钤阅读了邹奋主编的《抗战》以及巴金、茅盾的许多进步小说，经常秘密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演讲会、讨论会等，与同学们共同探讨中国之命运、如何抵抗侵略等论题。这时的张兴钤已初步接触了马列学说，并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的暴行。

1937年秋，日军攻占上海，为了不做亡国奴，年轻的张兴钤与两名同学一起，决定放弃学业、投奔陕北。途经武汉时他们看到了招考空军的通知，既然陕北征途遥远，国共合作又是大势所趋，不若就此先行参军。对于此时的张兴钤来说，只要能够上空杀敌、报效国家，何种党派已不重要。然而，就在张兴钤雄心勃勃地报考空军的时候，一纸停止招生的通告使他原有的计划全部破灭，加之耳闻目睹的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对老百姓的欺压，他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在断然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战干团的拉拢后，忍受着疟疾带来的几乎夺命的病痛，张兴钤在武汉报考了大学。

侵略者长驱直入，武汉同样面临沦陷。张兴钤又开始了流亡之旅，辗转抵达长沙时，方知自己已经被内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录取。经历了太多曲折的他终于跨进了梦萦魂牵的大学校园。进入大学后，张兴钤在同室学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问题研究会”。在研究会中，张兴钤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他们积极奔走，出壁报、下乡作抗日宣传、组织时事讨论会。这些活动使张兴钤在政治上渐渐成熟起来。他开始感到，革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参加实际斗争。当时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迫害有进步思想的人，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张兴钤向党组织靠拢的步伐。1940年初春的一天，就在白色恐怖呈黑云压城之势的时候，在乐山城郊大渡河畔一棵大树下，张兴钤举起了右拳，庄严地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那一天，天朗气清；那棵树，是心中永恒的印记；那一次立誓，他永生难忘。张兴钤曾深情地说：“如果有一天我重回乐山，我一定会认出那棵树！”

1940年5月，国民党的爪牙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大肆搜捕进步师生。张兴钤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在党内的单线联系人，被转移到了解放区，刚入党不久的他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然而，身为共产党员和“抗战问题讨论会”积极分子的张兴钤并没有因此退缩，他甘冒危险，继续留在学校内完成学业。在这段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坚持阅读《新华日报》和马列主义论著，期待着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

1942年，张兴钤从武汉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分配到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工作。在忙工作的同时，他依然积极争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多次赴重庆，与朋友到新华日报社和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征询党组织对自己采取斗争策略的意见。当时新华日报社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共产党员”有些惊讶，便给了他“充实自己、迎接高潮”的意见。张兴钤牢牢记住了这八个字，在綦江电化冶炼厂工作的四年以及后来到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期间（主要负责铸铁厂的战后修复工作），他注意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投入到技术工作中，并挤出时间阅读三联、生活等进步书店的书籍，从思想和业务两方面提高自己。与此同时，张兴钤与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鞍钢时，厂内工人酝酿罢工还专程告知他并请他出谋划策。工作师傅的信任使张兴钤深受感动，他为自己能给予些许帮助而兴奋不已。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张兴钤的上线联系人终于找到，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得到确认。

与共产党同龄的张兴钤，终于又正式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秘密组织留美学生回国、服从分配到钢院任教、隐姓埋名研发“两弹一星”，都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理由：“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共和国的好儿子

努力以自己所学的先进科技知识报效祖国，为羸弱的民族带来新的活力，加快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是萦绕在张兴钤心头一个永不湮灭的信念。本着科学救国的宏愿，张兴钤于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1947年赴美，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赴美之初，他在底特律一家钢铁厂实习。从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祖国来到一派繁荣景象的美国，两地巨大的差异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祖国的未来，而美国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使他更觉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更好地打下基础，尽可能多地掌握专业知识，他来到了科士理工学院刻苦攻读，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

初窥科学殿堂门径的他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决定在科学道路上继续深造。1949年2月，他获得了著名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师从高温合金专家格兰特教授，从事蠕变机理研究，迎来了科研生涯中的第一个辉煌。

蠕变是指材料在负荷和温度同时作用下，其应变随时间变化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初，值喷气式飞机发展的热潮。发动机效率取决于燃气的进气温度，进气温度越高，效率就越大，因此发展能耐更高温度的合金是提高发动机效率的关键。当时人们只知道合金的高温力学性能和合金的内部显微组织（各个晶粒及其间界）有密切关系，但对其机理并不清楚。在格兰特教授的指导下，张兴钤建立了蠕变在位观察和测量技术。系统研究了蠕变过程中多晶纯铝及其二元单相合金的断裂机制，尤其是晶粒间界的行为，他首先提出了晶界裂纹形成和传播模型，作出了晶界滑移和裂纹并不总是引起脆断的论断，这些都是前人未能注意到的，对了解细晶材料的力学性能十分重要。在实验基础上，张兴钤揭示了几种机制（尤其是晶粒间界的行为）对合金塑性、断裂和强度的关系，给出了恰当的解释，并以此撰写了6篇论文。这些研究都是先驱性的工作，其研究成果成为了由原子尺度到宏观尺度了解多晶材料力学行为的桥梁，为建立半定量或定量的关系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兴钤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在有关高温强度、断裂理论、合金的超塑性以及组织对高温合金力学性能影响的论文中，这些成果都被广泛引用。数十年之后，在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专家得知张兴钤身份后激动不已，紧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张先生，正是拜读了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后，我才选择了晶粒间界研究！”

求学麻省理工学院，在承担繁重学业与科研工作的同时，一直视自己为共产党员的张兴钤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作为联络人，他积极参加一周一次的国内局势读书会。在张兴钤的记忆中，读书会研讨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土改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题。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举办的夏令营，与百余名中国留学生共同进行了“认识新中国”的讨论。通过这些活动，张兴钤不但增加了对新中国政策措施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细致性，锻炼了自身的组织能力。

1952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张兴钤已有了如日中天的事业。优越的科研条件、舒适的生活以及导师格兰特恳切的挽留，都没能磨蚀他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面对导师不解的目光，张兴钤平静地说：“您有您的祖国，而我也有我的祖国！”40年后的1992年，格兰特教授应邀来华，与张兴钤在长城合影后，他向张兴钤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这些知识精英学成归国，特别是随着1950年10月中国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与美国军队作战，他们更是制造种种理由横加阻拦，后来干脆下令严禁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他们以为和禁运一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压制一个强大的中华巨人在世界东方的崛起。

那段时间，不断有强烈要求回国的中国学生受到迫害，张兴钤也被美国移民局逼问过去的历史和对新中国的态度，这种逼问一直延续了两天。但国内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消息和学成报国、加入新中国建设的信念始终激励着他，他秘密参加了新泽西州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地的聚会。在会上，他与李恒德、师昌绪 、陈能宽 、林正仙 等人分析了国际局势，决定一方面想办法骗过移民局，转道加拿大或欧洲国家回国；另一方面，尽力做好与美国政府进行正面斗争的准备。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美国政府已将他们的情况通报了加拿大，加海关以得到有关张兴钤秘密情报为由不准他入境。

为了争取回国，在张兴钤、李恒德等人的组织下，留学生们两次集体给周总理写信，表达了不畏惧美国政府迫害、坚决要求回国的意愿，并先后通过印度大使馆等渠道将信送呈周总理。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这些信件成了中国政府抗议美国无理扣押中国留学生的重要证据。同年7月，留学生们再次在波士顿青年会夏令营聚会，讨论决定了回国斗争所采取的步骤：一方面，做好向联合国控诉的准备；另一方面，集体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明确要求回国，并将公开信送各大报社发表，扩大宣传面，争取美国进步人士的同情。8月，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一发表，随即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们进行了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随后，留学生们购买了一部油印机，印刷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向美国人民控诉美国政府的恶行。同时，张兴钤还专程前往纽约，与驻联合国外国代表团接触，希望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扣押中国留学生向美国政府质询。

斗争是艰苦的，甚至要冒着被判间谍罪的危险，但张兴钤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一刻想到过退缩和放弃！在回国斗争的组织者中，只有张兴钤有一辆二手车，他不顾劳累和美国政府的迫害，驾着车、载着同学们四处奔走，争取回国斗争的胜利。

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政府终于取消了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1955年6月，张兴钤踏上了归国的旅途。7月10日，当他乘坐的“戈登号”轮船远渡重洋、辗转抵达深圳罗湖口岸时，一眼望见五星红旗的张兴钤不禁热泪盈眶，那时他才明白，原来人在欣喜至极的时候也会流泪！56年之后，耄耋之年的张兴钤谈起那个时刻，兴奋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回家感觉就是不一样，感觉一下子抬起头来了，见到的人都特别亲。”

就这样，张兴钤放弃了国外一切优厚的条件和地位，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层天然的血脉联系，使一切浮华的东西在伟大的爱国情怀面前一文不值。张兴钤回来了，带着满腹金属物理知识，带着一腔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带着一颗报效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

他说：“我们都是国家的儿女，这很正常。”

北京钢院的大名师

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建设和高歌猛进的气象激励着张兴钤，他迫切期望加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为深爱着的祖国贡献绵薄之力。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更是培育高科技人才的不二良师，有关部门直接将他们分到了教育部。当部里同志征询张兴钤对工作分配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很简洁：“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作为一个国际蠕变研究领域取得过开创性成果的学者，张兴钤丝毫没有为离开科研工作岗位而惋惜，爽快地接受了分配，来到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执教，一教就是8年。

来到钢院后，他首先在金相教研组从事教学，执教初期步履维艰。一方面，他此前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只能从头开始摸索，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张兴钤对一些技术名词的中文译称并不熟悉，有时在课堂上讲述到某个技术名词只能在黑板上写出英文名称；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大学的条件与国外优越的科研和教学条件相比还有差距，教学资料紧缺，实验室仪器匮乏，给开展力学性能实验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层层阻碍。据张兴钤的妻子左涵征老师回忆，执教的第一年，由于教材缺乏，为了白天的授课顺利进行，张兴钤必定要“开夜车”给学生准备资料，一大早再赶去油印，最后顶着红红的眼睛奔赴课堂。

重重困难没有动摇张兴钤传道授业的信念。教学经验不足，他就虚心学习，日积月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现成资料不足，他就发挥英文优势，查阅大量国外现刊；实验设备不足，他便根据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经验，给学校后勤科列出设备清单，使实验设备得到补充。为使学生的基础打得再扎实些，他们还一度建议将学制由五年改为五年半，并通过了实践检验，同时辅助柯俊教授筹备建立了中国工科院校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他与同事们合作，根据撰写的讲义，指导年轻教师编写了《金属和合金力学性质》一书。这本书是当时唯一用现代知识和理论阐述金属和合金力学性质的专著，相继被众多国内高等院校作为教材，为新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年下来，金属学与钢铁热处理专业以及金属物理专业很快在国内声名鹊起，成为了钢院众多专业中的佼佼者。同时这一专业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成长为了国家的科研骨干。张兴钤在讲台上几近忘我的授课风采，数十年后依然铭刻在学生们的心中。

“两弹一星”的老功臣

20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挥舞核大棒，妄图借此对我国施加压力，严重威胁到我国安全。是否拥有核武器已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年轻的共和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为了加强国防自卫力量，打破核垄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技术骨干参加青海草原上的大会战。1963年7月，在教学中渐入佳境的张兴钤奉中央调令，离开北京，来到了条件艰苦的青海高原，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试验部副主任，直接参加到核武器的研制中。

“高山巍峨彩云卷，凤凰翱翔舞银滩”，与青海草原的美景相伴的，却是高原气候和困难的生活条件。高原空气稀薄干燥，四季寒风刺骨、漫天飞雪，七八月一阵狂风袭来，飞沙走石，人便得穿上厚厚的棉袄。由于三千多米海拔高度的低气压，高原反应使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常头晕头痛。而且，张兴钤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地处高原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尽管拥有国家特别的供应，但生活必需品仍然不足。

张兴钤并不在意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严酷，也暂且搁下了已得心应手的校园。真正使他心急如焚的，是如何更快掌握与核爆试验相关的核物理、爆轰物理、放射化学、光学测试等理论和技术，而这些东西以前他很少接触。对张兴钤而言，要承担如此重任，要不辜负祖国的信任，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面对新的挑战，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留洋归来的博士和堂堂的教授便端着架子不放，而是求知若渴、查阅大量文献并虚心请教。

在张兴钤任试验部副主任、主任以及后来上调分院担任副总工程师期间，他一直参与领导爆轰实验研究，组织指挥一支千人大军，废寝忘食地奋战在第一线。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极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量关键技术，顺利地完成了爆轰物理实验。后来，他又参与领导了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取得了对爆轰规律较完整的认识，这次试验的成功也成了原子弹研究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升腾在天边的蘑菇云，如同中华民族灿烂的精神花朵，照亮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张兴钤却没有跟随大部队一起到基地亲眼目睹这一激奋人心的场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了避免敌对势力的破坏，他服从安排留在草原上，参加了重要的技术资料和试验设备的疏散工作。在举国欢腾的时刻，张兴钤就是这样依旧为工作而忙碌奔波，当他转移到青海某县城时，甚至还险些感染上肆虐的鼠疫。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依照周总理的批示，在加快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转向了对氢弹的探索。根据理论人员的探索，张兴钤与同事们一道，制订出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并进行了一系列小型实验，通过上百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解决了引爆弹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从而为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相距仅两年零八个月，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速度是最快的。但是，实验的成功并不代表核事业的最终完成，如何将核装备研发融进三线建设之中，是张兴钤面临的又一课题。

三线建设是国家为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策，草原上的研究基地也亟待搬迁。两弹研制任务完成后，张兴钤带领试验部工作组到三线建设现场，跋涉于大西南山山水水之间，确定有关所的实验室定点、布局和工艺设计。

正当张兴钤不断为祖国核事业做出贡献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阴霾笼罩了中华大地。“文革”初期，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核工业采取了保护措施，但后来在林彪的直接干预下，地处边远的核基地也卷入了“文革”，张兴钤也被迫离开了深爱的事业，下放到河南干校，晚上开会、白天劳动。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国外同行潜心研究的时候，这些本该在学术上继续前行、为科学事业贡献更大成就的中国核专家却在种菜、搬砖和盖房中空耗精力，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三年。直到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张兴钤这才回到了钟爱的事业中。

1973年后，张兴钤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随后又调任军工局总工程师、中物院科技委顾问等职，不论他身居何处、也不论岗位、职务如何变化，他始终关注核事业发展，并为此孜孜不倦地索求，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做出贡献。

1997年，76岁的张兴铃作为中国代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国际裂变材料保护研讨大会上，向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作了题为《中国核材料控制的实施》的报告，用流利的英语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核材料控制的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

“两弹一星”给张兴钤传奇的一生平添了一份神秘与光荣，也让他的名字永远载入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光辉史册。

生活中的老实人

张兴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金属物理事业，其在事业上的成就已经远不是一两个头衔、荣誉所能描述的。然而，在生活中，他的妻子却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他是个老实人。”

他的老实体现在对家人、事业和同事的那份深切的爱中。岁月如梭，老实人张兴钤用坚强、执著和奉献演绎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张兴钤深爱着自己的家庭。但是，“两弹一星”任务的一纸调令，让张兴钤含泪抛家舍业，别妻离女，隐姓埋名于戈壁滩，一待便是18年。18年间，他离开时，两个女儿一个两岁，另一个还未满月。工作中每次出差北京，他与家人只是匆匆一晤，便又离去，以至两个女儿一见他，都怯生生地叫叔叔……

张兴钤深爱着自己的事业。在回顾成绩时，张兴钤只是淡淡地作着叙述，绝口不提自己的成就，更不谈自己为了事业而经受过的磨难，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艰苦。回国过程的艰辛，未曾使他有过动摇；青海草原的艰辛，未能使他退缩。在天山上，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他仅差10厘米就要丧命，他仍有余兴与惊魂未定的同志们谈笑风生；在河南干校空耗三年，他并未怨天尤人，一样若无其事地同大伙一起参加劳动，建住房、开荒地、种蔬菜，甚至当他回想起那段岁月时，依然不言艰苦二字。他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一位河南干校的同事曾描述过，其实那段时间张兴钤内心里充满了对事业荒废的担忧和对科研事业的渴求。一次，在整理书籍时，他久久地抚摸着从北京购回的英文原版书，双眉紧蹙陷入了沉思，随后低声说：“带不走了，扔了吧！”对一向沉静而豁达的张兴钤来说，这寥寥几字道出了怎样一种深切的无奈与深埋的苦痛！张兴钤用一颗执著的心为钟情的事业矢志不渝、尽职尽责。

张兴钤深爱着自己的同事。作为一名归国的博士、知名的科学家和技术领导，他从不盛气凌人，即使是在争论十分激烈的学术会议上，他更多是用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细致的论断去说服大家。他担任行政领导同样如此，1977年国家恢复硕士生的统考，单位几名同志希望报名应试，但当时繁重的科研生产任务又离不开这些中坚力量。张兴钤知道后，没有说教，只有理解和开导，“‘文革’耽误了你们，正常而论你们不该去读研究生，而是带研究生。这里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百废待兴，技术人才紧缺啊！”朴实的言语，无形的力量，令青年们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来继续工作。一名后来成为所科技委副主任的同志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激动万分：“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最好的导师，先生就在眼前，我何苦还去舍近求远呢？”张兴钤对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知道，事业的持续发展要依靠青年一代，所以毫无保留地把毕业积累的学识和经验倾囊相授，有时甚至为了年轻人提出的一个学术问题几天泡在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只为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

再读张兴钤，犹如一个个惊世不语的故事，故事里，有戈壁荒漠、巴山蜀水、大地为席、明月为帐；故事里，有冷月孤星为伴，沙风砾雨相陪，隐姓埋名、离群索居；故事里，生命之火的熊熊释放，如同那一瞬间放射出的炫目光华，照亮了那段隐秘的历程，也激荡着每一个后来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