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伟，浙江黄岩人，1932年12月生于辽宁沈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咨询评议委员会主任，耐蚀材料和环境敏感断裂专家。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同年分配到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从事材料微观结构及强度研究；1979年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访问，并从事疲劳蠕变交互作用的研究；1982年归国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研究员、断裂研究室主任，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兼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长，国际腐蚀理事会ICC理事。成功组建了腐蚀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积极从事环境失效和腐蚀疲劳研究。是国家“973项目”建议人及专家组成员，曾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发表论文200多篇，培养博士、硕士40余名。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质清流洁，其行滔滔，一股如水般清澈的君子之风是柯伟一生为人做事中处处流转着的品行风尚。谈求学，他悦然文识，毫无杂念，沉浸于学问和实践中的那份专注像水一样干净纯粹；看科研，他应时而转，但坚持笃定，不执泥于客观而专心于眼下的那份平和、泰然，像水一样既可随物赋形，亦能百滴石穿；论为人，他简单真实，亲和坦诚，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的那份谦逊像水一样虽趋于低洼却渊源深流；阅功绩，他为而不争，尽己所能，学术突破和育人中的那份无私付出像水一样在无声之中已利泽万物。
学承父兄浸书香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战纷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而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更是让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无情地践踏着东北这片富饶肥沃的黑土地。1932年12月30日，在处于沦陷区阴影笼罩之下的沈阳，柯伟出生在一个平凡却又不普通的铁路员工家庭。
柯伟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开始使用“字块儿”教他识字。对于当时尚且年幼的柯伟，母亲没有采取“生拉硬拽”的教育方法，而是注重鼓励、寓教于乐。在每组字块中认出一个字，母亲不仅不吝语言的赞美、也及时给予实际的物质奖励—一颗瓜子。正是母亲的蒙以养正，柯伟在上小学之前便已识得汉字两千有余，能够阅读简单的读物。相比于母亲的无微不至、谆谆教诲，父亲在战乱的年代里，不买房子不置地，而是看重知识、看重对子女的教育。“七七事变”后，柯伟的父亲辞去在锦州铁路局的职务赋闲在家，靠变卖东西维持生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从未中断对子女的教育—只要孩子要读书，就一定让孩子能读书。柯伟的父亲性情耿直，一生不党不群，可能是因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不希望子女们“平步青云”，而是希望他们“枕典席文”，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来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得益于父亲自身品性及教育理念的影响，柯伟不仅一生在科研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为人处世亦包容谦逊。
柯家共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一位早殇的姐姐外，其他七人均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先后依靠各类奖学金留学海外并归国，而柯伟作为家中第七个孩子，父母的教育之外，也深受兄弟姐妹们的影响。柯伟小的时候就和年龄相近的姐姐比赛查字典，从中也提高了自学的能力和兴趣。
孟子有曰：长兄若父。虽然因为15岁的年龄差距没能让柯伟在幼年时期与作为家中长子的柯俊大哥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对于柯伟来说，大哥从小便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九一八事变”后，大哥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关内求学。大哥当年留下的书中，有一本《化学奇谈》，通过一些故事、一些生活中的化学反应，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很多化学知识。这对于年幼的柯伟来说，是第一次“科学知识普及”，鲜明生动的故事、神奇有趣的内容激发了柯伟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事实上，柯伟与大哥柯俊之间，不仅有兄弟之情、亦有师生之谊，这种情谊一直伴随柯伟长大甚至是一生。正如后来柯伟在钢院读书时经常于周末来到当时也在钢院执教的大哥家，听取国际上的新鲜见闻，接触科学前沿的思想；正如柯伟在毕业后选择研究方向时多次向兄长书信求教，从奉献科研的大哥那里找寻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得益于父母的良好教育以及兄弟姐妹间学习氛围的感染，柯伟从小便喜爱读书并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柯伟大学毕业收到的第一件礼物是妈妈亲手编织的毛裤，送他去寒冷的东北，第二件礼物是姐姐送给他的英文字典，鼓励他不断学习。柯伟从不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尤其是从被兄弟姐妹们视为榜样的大哥那里，柯伟更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着向优秀迈进的力量，明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畅游瀚海在学堂
家庭的影响诚然十分重要，然而柯伟一生的成就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勤勉上进、拼搏努力。遨游知识的瀚海凭借的是一份求知的渴望，也是他那一份心无旁骛、汲纳百川的纯净和兼容。
1940年，柯伟踏入了锦州紫金小学的大门，也正是从此刻起开始了求学之路。求生的艰辛、求学的不易使得柯伟在小学之中就受到了非常多元的影响，而老师的严格要求以及新旧交替的教育模式也为柯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柯伟在锦州初中求学之时，正值东北解放之际。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已在中华大地上成燎原之势，红色的曙光照亮了背负国仇家恨几十年的东北大地。柯伟在锦州中学学习期间，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绩优异，并且逐步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目睹了沦陷之时东北地区的人民疾苦，见证着解放以来黑土地上的天翻地覆，柯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复兴强国抱负的新时代青年。194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工业基础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重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古老的黑土地因此焕发了新的生机。凭着年轻人的冲劲和血性，揣着振兴祖国的豪情与壮志，柯伟立志从事冶金、钢铁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以求科技强国。1952年中学毕业的柯伟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并填报了东北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后因成绩优异被录取到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学习。当时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在东北录取了总分最高的前二十余名，柯伟便是其中之一。然由于有海外关系（大哥时任英国伯明翰大学高级讲师，二哥在台湾碱业公司任建筑师），柯伟无法前往苏联，在俄专学习两个多月后于1952年11月转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热处理专业。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当时暂住在清华校园，学风良好。在这里读了一年基础课程后，1953年9月柯伟被推荐并通过留学生统考再次进入留苏预备部，插班入第3学期学习了9个月。然而由于二哥在台湾，苏联之行仍然未果，柯伟于1954年5月再次回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与钢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时的钢院刚刚搬出清华园不久，教学设施还不甚齐全，仅两栋教学楼和一些砖房宿舍，但学校教学氛围浓厚，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求学路上的小挫折丝毫没有影响到柯伟在钢院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时光。在钢院就读期间，柯伟几十门功课全部都是5分满分，曾先后担任班长、团支书等职务，还在1956年五四青年节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奖章。同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响应国家号召，除了上课，柯伟便在业余时间参加了兄长柯俊亲自组织的科学小组，和同学们一起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滚珠钢退火这一课题。为了不耽误学业、节省资金，科学小组的老师带着学生们自己动手锯铝板制作框架，并去西单商场买回旧钟表拆卸零件，组合设计成控温设备，用于实验中热处理过程的降温。柯伟代表小组报告的有关滚珠钢退火的论文获得了全校首届学生科研成果研讨会的一等奖，并收到了一本《知识就是力量》的科技杂志期刊作为奖励。虽然只是一本简单的杂志，却是对他莫大的鼓舞。这一经历对柯伟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后，柯伟还对这件事津津乐道、记忆犹新。让柯伟印象深刻的还有当时的章守华教授、金相老师刘国勋、数学老师刘景芳等人。刘国勋老师经常在课上向大家介绍苏联、欧美等各个学派关于马氏体相变的一些思想和学术成就，并组织大家讨论。柯俊先生则利用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小电影机组织大家一起观看马氏体相变和贝氏体相变过程实时原位观察的记录。还有刘景芳老师，常常在自己家中进行数学辅导，大家坐在刘老师家中厨房的小凳子上听讲，十分亲切。钢院的教学注重理论付诸实践、学术争论探讨的氛围之中育成了动手体验的实践力，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具有“集体感”的科研精神—“科研工作是集成的，每个人都应是团队的一部分，而团队的荣誉则是个人荣誉的最高体现形式”。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各知名高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教学和体育锻炼，而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更是将其与救国、强国、建设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如同钢铁是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脊梁一般，强健的体魄之于钢院学子亦是支持今后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为祖国做贡献的基础保障。当年，在北京高校篮球赛中，钢院男生与体院男生狭路相逢，作为业余队的钢院竟以5分的优势战胜了专业的体院男生，轰动了北京高校体坛，名噪一时。同样，钢院的田径队也名声在外，多次打破北京市各项短跑、低栏纪录。柯伟是钢院田径队王玉璞老师指导下的短跑组主力之一，曾打破过北京市200公尺短跑纪录，并与楼大鹏等人一同为母校赢得过不少荣誉。大学时代体育生活的点点滴滴，不仅让柯伟备感竞技体育的荣誉感，也使他拥有了良好的体魄，为今后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工作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在体育锻炼中学习到的拼搏精神、合作精神更是让柯伟受益无穷。
前沿广博的科研见闻，浓厚自由的学术氛围，名师执教的大家风范，四年中柯伟得以在钢院自由平静的大学校园中如水般纯粹而专注地享受于学习知识的乐趣，也培养了自身独立思考的自学能力、科学研究的敏感性、踏实严谨的学习习惯和扎实牢固的理论基础。无论是为人治学，抑或是科研执教，钢院的所学所获都给柯伟带来了永久而难以磨灭的影响。
志潜科研竭心力
水常处低，却能自含高境；水本无形，却会随物赋形；水虽微渺，却能汇滴成涌；水且无声，却可利物不争。柯伟自身在学术科研之路上既有水滴石穿的坚持不懈，亦有随物赋形的柔韧延展，自律笃定、勇而不莽，处低谷而平和自若，居伟岸而泰然超脱，若水君子，不过如是尔。
二十春秋，高温合金组机件
柯伟大学期间品学兼优，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后来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工作。1957年受到当时整风“反右”政治运动的影响，刚刚入党的柯伟被取消预备期（1978年恢复党籍）。年轻气盛、壮志满怀的柯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面对种种挫折，柯伟经过一番思考和沉淀，他既没有妄自菲薄，也没有自怨自艾。正值青春大好时光，他利用这样的机会深入基层，不断丰富充实自己。
1957年11月，柯伟由金属所派往长春汽车厂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他每天上午和工人们一起工作，下午给工人们讲解热处理的知识，与工人们同吃同住。晚上的时间柯伟也不肯浪费掉，在很快学习了一本简单的英语文法之后，他开始利用俄语版的《金属物理》比对英语版学习，经过半年硬是啃完了这本原著。政治上的挫折以及半年的劳动锻炼，带给了柯伟蜕变似的成长。劳动锻炼期间，柯伟虽然也看到工人身上的许多缺点，却更看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的朴实、真诚、热情。与工人同劳作、交朋友的经历让他充分地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直到现在，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柯伟始终把尊重实践放在首位。
1958年6月，受“大跃进”运动影响，柯伟提前半年回到金属研究所。他师从著名科学家师昌绪先生，开始从事材料强度、沉淀硬化不锈钢和精密合金等研究，利用长焦距显微镜建立了金相观察蠕变装置。
1962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喷气式发动机所需高温合金受到严重限制。根据我国国情，党和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师昌绪先生作为主要专家之一，组建团队进行我国航空发动机用第一代高温合金的研制。柯伟被调入攻关组，负责电子显微镜和相分析工作。在师昌绪和郭可信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他首先将微区电子衍射和彩色金相技术用于高温合金相分析，并将结果发表在全国电镜会议上。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外几乎所有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均为锻造后经机械加工而成的实心叶片，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研制成功了铸造空心叶片，但制造材料、工艺严格保密。师昌绪先生领导的团队承担精密铸造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任务后，与设计和制造单位紧密结合，开展了冶炼、造型、脱芯、测壁厚、化学分析和相分析、控制合金质量、制定验收标准等环节的攻关工作，为此在金属所成立了AB-1任务组。柯伟受命负责当时国内近于空白的高温强度实验室建设，并开始了高温疲劳和接近使用条件下材料强度的研究。研究目的是为叶片的安全服役提供技术支撑。
作为高温合金研究梯队最有影响的青年科技骨干之一，柯伟研究高温合金应力弛豫的动力学过程，改变了传统观念利用喷丸提高中温疲劳强度，解决了提高叶片薄弱部位强度的难题。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个成功使用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仅比美国晚了5年。该研究集体的科研成果“歼-8歼-7所用发动机配套的九孔气冷一级涡轮叶片的研究与推广”及“K38镍基高温合金与工艺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80年代初，世界著名的英国罗罗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胡克教授前来沈阳410厂访问交流时，看到我国自行研制的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后，非常感慨地说：“单凭见到这一实际成就，我就没白来中国一趟。”在这个集体中柯伟得到锻炼和成长，近二十年间他专注于高温合金材料的应用与研究。哪怕是“文革”十年，他也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研究渗铝涂层和晶粒细化对高温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在国际上首创了喷丸氩气联合处理工艺获得表面细化晶粒提高蠕变疲劳综合性能。1977年，柯伟主持的项目“高温合金的强化工艺和强度测试技术”获冶金工业部重大科技成果奖。突出的贡献让柯伟逐步成为该领域最有影响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之一。
访英两载，“疲劳”“蠕变”相交融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柯伟作为首批公派访问学者踏出国门、前往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进行研究访问。动身离开祖国之前，时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的李薰曾这样嘱托柯伟：“你去了国外，不要管你的专业是什么、你擅长什么，只要看人家的特长是什么，你就学什么。”肩负着这样一个强国梦，曾关注于疲劳研究的柯伟开始了蠕变相交互的新征程。当时，蠕变是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重点研究的科研领域之一。柯伟得力于疲劳方面的基础，又向往于蠕变领域的新知，在国际知名蠕变学者戴森教授的帮助下，与其一起提出了疲劳预形变诱发蠕变空穴模型，并得到实验验证，发展了“蠕变—疲劳交互作用理论”，并发表了《疲劳预形变诱发蠕变空穴的首次实验观察结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好评。
得益于多年积累以及自身的不断努力，柯伟很快便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受到了肯定和认可。当时实验室新引进一台场发射显微镜，是由柯伟第一个调试并使用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大家发现显微镜的真空度总是上不去，都十分着急。柯伟不畏挑战，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筛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检查，最终揪出了“元凶”—一根毛发，从而解决了问题。科学研究就是这样，容不得一丝马虎，留不得一丝侥幸。虽然受到了认可，也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但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进行研究访问的两年时间里，柯伟更多的还是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例如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欠佳以及对专业的理解不够等。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初李薰所长临行的嘱托，时时处处潜心钻研，点点滴滴留心观察，为了祖国科学事业的需要，柯伟无限地放低自己，一切从头、从新学起。水可为汪洋大海，亦能蒸发为云，可变成雨雪，又或凝结成一面如晶莹明镜的冰，不论其变化如何，仍不失其本性。而柯伟正如同水一般，不论处境如何改变，专业如何调动，不变的是为了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赤子之心，不变的是科技强国的壮志。结束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研究访问之后，柯伟还特意利用两三个月的时间，遍访包括剑桥、牛津在内的8个英国材料学界有代表性的重要实验室。柯伟设法会见每个实验室主要教授并与他们指导下的每一位博士生密切交流、讨论。“下马看花”，不仅开阔了眼界和思路，直接触摸和体验科技前沿，也习得了很多新的实验方法。
归国至今，挑梁“腐蚀”筑桥基
在国外两年的求学经历，使柯伟充分认识到自身与国外科研人员以及中国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1982年归国之时，柯伟已经50岁了，但多年的积累沉淀及海外游学经历将他的学术科研推上了新的高度。
1983年，柯伟调任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先后担任常务副所长和所长。腐蚀所在柯伟等人的奠基和领导下，逐步拥有了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并且成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当时一百多人的腐蚀所在整个中科院也能排到前几名，更是在学术及应用双向角度考察中被评为AA级研究所。1999年5月，根据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战略部署，在“东北高性能材料研究发展基地”建设中，腐蚀所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整合成为新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的不断成长壮大之中，亦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并应用于实际，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过程中的难题攻关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对于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战略意义。为了降低造价，缩短施工周期，需要采用群桩结构，并在国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设计使用寿命大于等于100年的耐久性要求。但解决钢管桩腐蚀是前提条件，这在世界建桥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为此，柯伟同张立新、李京研究员和赵健博士等合作，经过多次研究探讨，率先提出了“多层融结环氧涂层与牺牲阳极的联合保护”方案和实施计划，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国际性的难题，为国际首创。杭州湾地区具有潮差大、流速急的典型海洋性气候特征，气象复杂多变，台风、龙卷风、雷暴及突发性小范围灾害天气时有发生，且大桥桥基将处于强腐蚀性海洋环境，其中水中区引桥（18.27公里）和南岸滩涂区引桥（10.1公里）是整个工程的关键，结构防腐问题十分突出。大桥工程规模宏大，用钢量相当于7个“鸟巢”，混凝土用量相当于10个国家大剧院。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也成了桥梁建设的典范。
归国至今，柯伟勇攀事业高峰。他倡导“用不上的技术就是没有用的技术”，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材料的失效断裂和腐蚀控制方面潜心钻研，并先后多次担任国际合作的中方负责人或课题组长。1997年受国家科委的委托，柯伟作为中方负责人参加了欧洲尤里卡计划有关工业装置失效分析方法的软件开发。2004—2006年，柯伟主持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项目，成功开发低成本新一代节能TiAl合金内燃机轻质阀门，已可批量生产并引起了欧共体的极大关注，被认为“在汽车燃料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带来突破性的变化”。除完成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柯伟也是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材料环境失效及其机理”专家组成员和项目建议人。
归国至今，柯伟亦倾力授业育人。在培养学生方面，他坚持因材施教，特别注重道德和人品的培养，鼓励勤奋、诚实、乐观和宽容的为人品质及科研精神。柯伟一向要求自己要拥有一流的专业造诣和育人眼光，也从来不将学生的劳动成果归功于自己名下，只是一心一意尽己所能给予学生指导和帮助。他经常对学生讲做人、做事、做学问，学会做人最重要。在柯伟培养的五十多名硕士、博士中，许多人已成为腐蚀与防护领域的科技骨干或知识创新重大项目的学科带头人、教授、责任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973”首席科学家。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曾荣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多年来，柯伟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和中国科学院宝洁奖教奖，2005年获第16届世界腐蚀大会Edward Greco奖，200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柯伟还曾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是国内期刊《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主编，《金属学报》、《航空材料学报》、《材料保护》和英国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期刊的编委。1997年，柯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相濡以沫鸣琴瑟
在中国的科研学术领域，“院士”这一称号无疑是对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及科研成果的最高肯定。柯俊、柯伟、李依依这“一门三院士”可谓是中国学术界的不朽传奇，而柯伟与李依依的结合更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56年，柯伟与李依依相识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跑道上，并因着共同的体育爱好和信仰追求，被“钉子鞋扎到了一起”。1960年10月，二人于沈阳喜结连理后，共同在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着。虽然从事的研究相近，二人在工作上很少有直接帮助。共同的事业追求、彼此性格上的互补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柯伟和李依依这对院士夫妻无论在生活中抑或在工作上相濡以沫。
李依依院士和李殿中研究员带领的可视化铸造研究集体，通过与中国一重、大连重工、鞍钢重机等企业合作，先后完成了大型船用曲轴曲拐、大型铸钢支撑辊、三峡700MW水轮机转轮不锈钢铸件、大型空心钢锭的制造，打破了我国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被国外垄断的局面。2009年该研究集体荣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这一奖项在中国具有非比寻常的“含金量”，的确是对该研究集体科研成果的莫大肯定。柯伟虽非这个组的组员，却是这个杰出集体的成员。因为荣誉和光环的背后总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集体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作为带头人的李依依也承受了莫大的压力，曾经打过退堂鼓，想要放弃。而柯伟此时不仅作为丈夫给予李依依鼓励和肯定，同时也作为研究集体成员承担解决相关难题的责任，直到项目取得突破。
柯伟性格温和沉静，做事严谨周密，善于坚持并具有良好的决策力，但不善于管理；而李依依则性格开朗乐观、做事有激情，有行动力，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然而行事不够周密，也容易被动摇。柯伟曾坦言：“学习成绩李依依比不过我，但是工作能力上我可能不如李依依。”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正是这样互补的性格特点，成就了柯伟和李依依无论生活抑或工作上的“天作之合”。谈及妻子，柯伟虽不吝溢美之词，但也会赌气似地抱怨说：“她的英文名字叫YYLi—‘歪歪理’，也就是‘李依依不讲理’。”看柯伟眉宇间的神态，已近杖朝之年、身为两院院士的李依依仿佛又变回了钢院操场跑道上那个英姿飒爽却不失娇憨之态的妙龄少女。柯伟同李依依相识、相知、相爱、相恋，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工作中共同配合、精神上密切交流，不离不弃，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载春秋。
光阴流转间，八十载春秋已停留于历史中。如今，柯伟仍然在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和家庭中殚精力，吐深情。稀疏白发淡去的是青丝茂然的风采，却减不了岁月积淀的银光，眼角皱纹遮住了灼灼闪烁的光辉，却留下了时光打磨出的平静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