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廷权（1928.01—2007.12），陕西西安人，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热处理与表面工程专家。1949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机械系后留校任教；1951—1956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1956—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攻读研究生，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一生致力于中国形变热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率先开展双相钢强度理论及应用研究；作为形变热处理专业的创始人和带头人，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博士点，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形变化学热处理”，并积极推广形变热处理在火箭、汽轮机叶片、柴油机连杆、高速钢刀具等多种重要零部件上应用；作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中国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的第一个博士、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进站工作的第一个博士后，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博士点。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3年的一个春日，国际热处理联合会向一位衣着简朴正伏案工作的中国人发来传真，热烈地祝贺他当选为该联合会主席。这是对他一生所从事的材料热处理和表面工程研究及成就至高无上的肯定和褒奖。
他便是生于西安、长于西北工学院、炼于北京钢铁学院、成于莫斯科钢铁学院、名于哈工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廷权。
纵观雷廷权的一生，无论是科学研究、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养、教学工作，他总是与“第一”“率先”这样的词语紧密相连。他的一生是普通的一生、朴素的一生，也是像钢铁般坚韧的一生。
艰难砥砺高品格，时势铸就真英雄
1928年的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这年1月，雷廷权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雷廷权自幼便沐浴在书香门第之中，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可是好景不长，1940年，父亲因病无法治愈而去世，留下妻子和7个孩子，家庭的重担便落在雷廷权母亲的肩上。此时，年仅十二岁的雷廷权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雷廷权的母亲虽然出身于封建家庭，但思想相当开明，特别是在对子女的教育上。雷廷权年少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雷廷权的哥哥和姐姐都获得母亲的支持而毅然决然地加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受到家庭的影响，雷廷权从少年时代就逐渐建立起了对党和抗日救亡的一些感性认识，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了“革命”的概念并逐渐接受了革命。正是因为大哥和两个姐姐勇于投身革命，雷廷权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雷廷权从小就头脑聪明，而且读书很用功，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因为出色的功课成绩，他成为老师、亲友们眼中的佼佼者，经常受到大家的赞赏。老师们曾说：“这孩子脑子好使，有出息，将来去美国留学，读个硕士、博士绝不成问题。”
肩负着大家的期望，1945年雷廷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北工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系录取。凭借勤奋刻苦的作风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出色地完成了大学阶段的学习，并得到学校的认可，于194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刚刚毕业一个月，西安和平解放。受到哥哥姐姐的影响，1950年12月雷廷权报名参军，立志要为谋求人类的幸福而奉献终生。然而因为重重困难他最后没有走上参军之路，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影响已然深入内心。雷廷权曾对自己说，无论身在什么工作岗位，都必须坚定无产阶级立场。1951年他在个人自传中写道，“我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今天我的方向已经明确，让我在党的教育下，培养自己，把生命献给劳动人民。”
筚路蓝缕启山林，敢为人先方领先
雷廷权在五十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总是与“第一”分不开：作为一位致力于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研究的科学家，他是中国形变热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奠基人。他在中国率先开展双相钢强度理论及应用研究，至今处于领先地位，他提出高温回火脆性的“沉淀—偏析”新机制修正了被国际公认的权威理论。作为形变热处理专业的创始人和带头人，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博士点，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形变化学热处理”，并积极推广形变热处理在火箭、汽轮机叶片、柴油机连杆、高速钢刀具等多种重要零部件上应用。作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培养出中国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的第一个博士、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进站工作的第一个博士后……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上千名苏联专家与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发展建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当时全国学习苏联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两所高校，学校的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进行的。1955年，为发展钢铁事业，党和国家从全国高校中推荐出一批年轻骨干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参加为期两个月的研究生班的学习，雷廷权便在其中。之后因为成绩优异，他于1956年选派赴莫斯科钢铁学院进修，攻读副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很快注意到苏联金属材料界正在研究形变热处理问题，但当时研究进展缓慢，其他国家也没有研究透彻，于是热处理就成为雷廷权关注的方向。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回。1960年，回国后的雷廷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教研室主任。在那个没有技术、没有经费、没有援助、没有科研设备，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条件下，雷廷权大力倡导在国内进行形变热处理研究，并基于自己的留学经历提出创建“东方乌拉尔学派”的发展目标。这正是相对苏联的“乌拉尔学派”提出的。鉴于我国材料研究水平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差距，他提出，我国的材料研究必须要自成一派，在国际上要有声音。于是“东方乌拉尔学派”的理念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从此，雷廷权带领一批年轻教师向着这个目标奋斗，在这条道路上艰难探索、辛勤跋涉，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形变热处理专著，创造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一个又一个辉煌，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众所周知，钢是现代工业最主要的金属材料，但不同的用途却对钢的性能有不同的要求，这就需要在工艺上大做文章，需要把压力加工和热处理工艺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铁和淬火。“钢之力者，坚韧也。坚为刚，而韧为柔也”，从古至今，钢的刚度和韧性这对矛盾一直苦苦地困扰着人们，二者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此，综合运用形变强化与热处理强化以使金属材料具有更高的使用性能，便日益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也是雷廷权所致力解决的问题。
形变热处理是将压力加工与热处理紧密结合，节省热处理时重新加热所需的大量热能，同时发挥形变强化与相变强化双重效果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理论和实际意义重大。雷廷权是国内这方面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
然而世道风雨如晦，科坛满是荆棘。雷廷权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形变热处理研究奋斗了近二十年。他曾经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多少年的风雨兼程，从“文革”年间的动荡不安到如今中国的蓬勃发展，正是那坚韧如钢的品质支撑着这位学者顶着各种压力，敢于为材料界开拓一片新的蓝图。
雷廷权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后不久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生活得十分艰苦。哈尔滨的冬天，天寒地冻，师生在宿舍里都要穿着大棉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雷廷权想办法挤出时间投入工作。他主张要想干好科研，光靠前三个单元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辟出“第四单元”，挤出更多的时间干业务。雷廷权每天坚持利用“第四单元”的时间加班加点，几乎没有在夜里12点之前休息过。同时，他还在全教研室倡导“第四单元”工作制，很多年轻教师在他的带动下，也开始每天四个单元的工作。
1970年，雷廷权随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部分教师南迁到重庆。不招生，没法开课，实验设备装在箱子里不让打开，科研事业止步不前。雷廷权心急如焚：自己停课，外国可在上课；我们不研究，外国可在研究。对形变热处理的探索国际上到了什么程度？一想到这些，生性急脾气的雷廷权简直要发疯。不管外界说什么，戴什么帽子，他带领几位同事一头扎进图书馆，继续形变热处理的研究工作。他们查资料，整理实验数据，一干又是4年。1973年，由雷廷权主编的《钢的形变热处理》一书终于完成了。可出版社不愿出版，理由是学术性太强，书中没有“语录”，参考文献都是外文，提议让雷廷权修改。雷廷权不同意，一放又是4年。几经周折，直到1978年，这本书才问世，一次发行了4万多册，很多人看到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雷廷权的“形变热处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形变热处理既可有效地简化加工工序，大量节约能源，又能充分发挥材料本身的潜力，这一研究理论的问世几乎是一次革命性成果。为了让这项研究成果早日应用于生产实践，1979年至1981年雷廷权又主编了《热处理手册》的4个分册。接着，雷廷权亲自指导和参加了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他们研制成功的“高强度筒形件形变热处理新工艺”获得了1984年国家发明四等奖；利用这项新工艺生产的某型导弹壳体完全达到了国外同类导弹壳体的水平。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敢为人先，方能领先。雷廷权作为我国形变热处理工艺的开山鼻祖，他敢为人先的精神带领着我国钢铁热处理事业步入世界领先水平。“勇争第一掀巨浪，海纳百川波涛涌”，他在热处理工艺方面的孜孜不倦、含辛茹苦，为中国钢铁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皓首穷经敏学术，为学求索坚如钢
雷廷权一直把科研工作的目标瞄向国际前沿，他具有超群的学术敏感和创新精神。
雷廷权的信条是：科学的生命在于否定和创新。铁素体+马氏体双相钢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型低合金高强度钢，具有屈服强度低而加工硬化能力强、均匀延伸率大、冷却形变性能优异的特点。1978年，雷廷权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双相钢强度理论及应用研究。
在研究中，雷廷权很快就发现，用公认的混合率来描述双相钢的强度是不合理的。他坚信肯定存在一种更科学的方法。经过三年的艰苦探索，雷廷权提出了与混合率不同的全新概念：用剪切滞后分析法解析双相钢强度规律，得到了与实验结果吻合很好的新公式，从而建立了新的双相钢强度理论。他采用扫描电镜拉伸台进行试样宏观变形与两相微观变形之间关系的研究，指出不同双向组织中马氏体变形可能发生在试样缩颈前后，将原有形变模型、等应力模型及中间应力模型3种强度理论统一了起来，指明各自的适用范围。雷廷权的双相钢强度理论，1987年经鉴定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研究与探索，雷廷权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双相钢中铁素体因受周围马氏体的膨胀而得到硬化和马氏体因孪晶类型少和位错密度低而得到相软化的现象。这是双向钢组织性能中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这纠正了国外一些人由于不了解相硬化与相软化现象，而错误地认为双相组织是原有的两相混合物而导致的强度分析误解。
雷廷权的研究打破了国外对双相钢的研究仅限于含碳量在0.1%的范围。对中碳高强度钢30CrMnSi、15CDV6等进行双相热处理，获得良好的冷变形预备组织，为双相钢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1983年，雷廷权在金属材料界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突破。他大胆指出，当时世界公认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迈克曼教授的“晶界偏聚理论”有局限性。他在论文《具有不同原始组织的O3C-Gr-Mn-Si-2M钢的回火脆性》中指出，内耗法是钢铁热处理中研究碳氮等原子扩散规律的有效手段，提出了高温回火脆性由α相中碳化物微沉淀引起的“沉淀—偏聚”新机制。迈克曼在英国《金属科学》杂志上读到雷廷权的论文后，立即写信反驳。然而最终经过检验，雷廷权的观点正确。一年半之后，迈克曼专程写信给雷廷权，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雷廷权的内耗试验结论。
雷廷权是黑龙江省金属学会创始人之一，任第二、三、四、五届副理事长，另兼任全国热处理学会理事长等诸多国内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他积极开展工厂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间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水平，为促进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推进各种先进的金属热处理和表面工程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参与在上海大隆机器厂研制的石油钻杆接头形变热处理技术，获得1986年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改进后的接头达到了国际水平。博山锻造厂采用这项新工艺生产连杆，每年节约45万度电，节约材料及工时费8.5万元，共计节约22万元。与哈尔滨第二工具厂合作利用形变热处理工艺改进高速车刀的生产，每年仅节省电费及材料费就达100万元。不到十年，形变热处理新工艺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广泛应用于金属材料加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雷廷权一生刻苦钻研，穷其所好。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与雷廷权熟识的同行和学生都知道，凡是他发现或主持过的课题，最后都成了专业的主流方向。他早在20世纪80代开始的陶瓷材料、结构钢内耗及高强度钢方面的研究一直延绵至今。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航天新技术金属表面改性技术研究，在激光熔覆和微弧氧化等方面研究目前均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敏锐地捕捉科研课题的方向，得益于他敏感的学术精神和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皓首穷经。
进入21世纪，雷廷权已年过古稀，仍坚守在科研一线。尽管体质每况愈下，他仍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在材料领域攀登科研高峰。
2002年，雷廷权查出患了直肠癌并做了手术，出院后的他仍然坚持去学校工作，坚持指导博士生。2003年5月开始，因为肠胃状况加重，雷廷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根本无法正常进食。即使这样，他仍然和往常一样工作，每天坚持到教研室坐班，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指导学生做课题……每一项工作都没有丝毫放松，连教研室每两周一次的例会也都无一次缺席。2005年，雷廷权的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说：“要抓紧工作，把损失的两年补回来。”于是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个领域，带着同事到处跑项目，作调研和进行学术交流。这一年，他到北京、陕西、云南、福建、海南等多个省市出差了十几次，不管是帮助系里跑项目、参加学术活动或者是考察生产试验件的工厂，雷廷权都没有道过一声苦，反而为自己能利用好这些时间而乐在其中。
2006年，在黑龙江省表面工程学会成立大会上，手术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雷廷权亲自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勉励大家努力工作，搞好表面工程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服务好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2007年6月，卧病在床的雷廷权在接到在北京召开院士大会的消息后，坚持要亲自参加，医生知道后坚决反对，并对他说“如果在此期间离开医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可是雷廷权心里想的却是，自己年满80岁后就没有投票权了：“这次是我最后一次投票，我一定要去。”由于他身体虚弱，最终学生们用轮椅推着他去参加了大会。从北京回来后，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了。2007年8月，由黑龙江省热处理学会和黑龙江省表面工程学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十四省市热处理及表面工程学术交流会在佳木斯大学召开，病重的雷廷权坚持要参加会议，但临近开会时却再次因病住院。尽管这样，他还是委托赵连城院士代他出席，同时他为大会作序，称此次大会是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做的一件大好事。2007年10月，就在雷廷权逝世一个多月前，他仍在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985”二期为材料学科新增的用于纳米陶瓷涂层技术的设备落实情况。
对于雷廷权来说，生命的意义便在于用尽自己毕生的精力来完成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雷廷权一生为国，一心为国。周围的人这样评价他的精神：“雷先生治学就像他研究的那些特种钢一样，异常坚韧。”
甘为人梯之恩师，乐荐贤才之伯乐
雷廷权先生提携后学、甘为人梯，我国著名材料学专家周玉便是先生的一名得意门生。1985年3月，周玉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雷廷权。1986年6月，学术敏锐的雷廷权为周玉确定了陶瓷材料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当时在国际上，陶瓷材料是很新的方向。雷廷权与日本东北大学著名陶瓷专家佐久间健人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于1986年下半年，借赴日本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与佐久间健人教授详细讨论了博士生周玉的联合培养计划。1987年7月，在东京大学任教的佐久间健人教授来哈工大访问，雷廷权教授和佐久间健人教授进一步细化了联合培养方案，将周玉的博士选题确定为“ZrO2Y2O3陶瓷的相变与韧化机理研究”。雷廷权以其高度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了国内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陶瓷材料，并无私地将研究机会提供给了他的学生。从此，周玉的人生与陶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周玉在日本的一年中，雷廷权几次到日本与佐久间健人讨论周玉的研究工作，共同为周玉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指导和帮助。博士毕业后，周玉留校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教研室教师。1989年11月，周玉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12月，周玉又被提升为教授；1993年9月，周玉被评为最后一批由国家批复的博士生导师。这样的成长速度令人歆慕，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雷廷权的支持和指点。2009年12月，周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背后渗透着雷廷权辛勤的汗水。
雷廷权先生诲人不倦，乐荐贤才，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连城便是他发现的人才。雷廷权对自己团队里每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一直走在国内同行的前列。而雷廷权与赵连城院士之间还有一段“三荐贤才”的佳话。
1963年，赵连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工艺系金属学教研室任教，他早先是给非材料专业的学生教授金属学课程，后来雷廷权发现他有很强的教学能力，便调他到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主教热处理原理课程，主要研究相变。在1978年全国通用教材会议上，雷廷权认为正在读研究生的赵连城年轻刻苦，对马氏体相变研究造诣较深，就提议让他编写《金属热处理原理》一书的第三章“马氏体相变”。1980年，一位外国专家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讲学，国内一些教授、学者请雷廷权把其中一部分内容再给大家讲解一下。雷廷权推荐赵连城上了讲台，赵连城精彩的讲解赢得了大家的好评。1981年，中国热处理学会召开专题讨论会，邀请雷廷权讲授马氏体转变与形状记忆效应，雷廷权又一次连夜写信推荐赵连城。赵连城感到自己年轻资历浅，担心会讲不好。雷廷权鼓励他说：“你长期搞这项研究，理解比我透彻，一定能讲得好。”事实证明了雷廷权的判断，精彩的报告再次赢得了一致好评。经过这三次推荐，赵连城在得到锻炼的同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为他日后在“材料王国”中近半个世纪的自由驰骋铺就了广阔的道路。
“创专业投全部精力领军中国热处理，建学科注一生心血培育天下栋梁材。”这是雷院士一生的真实写照。王铀回忆说：“我之所以会走上科研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雷老师的影响。”1977年大学毕业后，王铀被分配到黑龙江商学院工作，可勤奋上进的他并不满足于只是为外专业的学生讲讲课，总是想搞些科学研究。寒假时，王铀向雷廷权提出回校进修，跟雷廷权做点研究工作的想法。雷廷权看王铀年轻、有进取心，又立志要从事科研工作，十分开心。当时条件很差，甚至连一分钱的科研经费都没有，要从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举步维艰。敬贤爱才的雷廷权还是同意王铀跟随自己搞科研。他告诉王铀：“先不要急，扎下心来先做案头工作，查查文献，写写综述，也是一个必要的基础，等有条件时再做课题。”于是，王铀按雷廷权列出的文献目录，每天就泡在省图书馆查资料。几个月后，国家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雷廷权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王铀，并让其回去好好准备，一定能顺利通过考试。在雷老师的鼓励下，1978年王铀参加研究生考试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研究生，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科学研究之旅。1986年，王铀考取了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并正式成为雷廷权的弟子，并于1989年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金属材料磨损的博士。王铀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以直接证据证实了钢磨损表面生成非晶态，结束了摩擦学界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雷廷权得知后非常高兴，他不仅认真细致地修改王铀写的英文论文，还按照Scripta Metallurgica杂志的激光照排要求，在他的手动打字机上亲自编辑打印这篇文章。
雷廷权的心愿是：“读书救国、读书兴国，并一辈子不懈努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要把周围的老师和学生很好地组织起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奋斗。”雷廷权一生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栋梁。他不仅亲自培养了45名博士和数十名硕士，还一直十分注重智力引进和青年人的培养。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开始邀请日、英、美等国家材料学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来哈工大讲学；他鼓励青年教师出国交流、学习，提高了教研室的师资水平。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学生幸福多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家为学子们提供了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但是现在有部分大学生缺乏为国家、为民族而学习的理想信念，学习不够努力，钻研不够刻苦，不能脚踏实地去学习和工作，缺乏学习动力和为民族兴盛、国家富强而努力拼搏的历史使命感。”雷廷权说道：“现在，我们的国家虽然不像旧社会那样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奋斗和奉献。所以，作为祖国未来希望的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把握青年时代特别是大学四年的学习机会，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努力学习，埋头苦干，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雷廷权一生奉献给了科研，而且时刻不忘提醒着后辈们继续未完的征程。
艰苦朴素平凡命，润物细微韧似兰
如果说雷廷权在学术上叱咤风云，那么他在生活中则是和风细雨，言谈举止润物无声。他的秘书曾在文章中写道：“人说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慢慢淡化，而雷老师的很多言行，在我的心中却以一种精神的方式生根、发芽、成长。”
雷廷权的生活非常朴素，用过的每一张纸几乎都是“废纸”，背面都是曾经用过的资料。他从不讲究吃穿，一身灰色的夹克衫至少穿了十几年。夏天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双棕色的革质皮鞋，虽然买时只花了十几元，但他却说：“这双鞋穿起来舒服。”
雷廷权的办公室同他的衣食一样简单。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两个一人多高、不足一米宽的书架并排放置，加上一张办公桌、两把普通的折叠椅，许多初次看到这里的学生都难以置信，然而与雷廷权久久相处之后，那种诧异却转变为心底里涌现的敬仰之情。
虽身为院士，在生活中雷廷权却从来不以此自居。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自己能做的，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秘书王玉金说，“我虽然是雷老师的秘书，可他却很少让我帮忙做事儿，连出差订机票、整理资料这样的琐事也总是自己动手。他总说，能不麻烦别人的事儿，自己做就行了。”这位老人信奉凡是有能力便“亲力亲为”，不麻烦别人。别人提起来，他就会说：“随手就做了，没关系。”
2002年底，雷廷权分到了园丁小区的新房子并着手搬家事宜，他都只是带着家里人忙来忙去，从不让学生去帮忙。雷廷权平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年纪大了，大家怕他出行不方便，劝他有事外出可以从学校叫车，他却说不用麻烦别人。直到他72岁那年，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出行的时候，汽车紧急制动摔伤了他的头部，去医院缝几针后，大家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先生居然是院士。
雷廷权在生活中从没有摆过一点架子，对周围的人都是和善而亲切。雷廷权的学生贾德昌第一次写英文稿子，希望能得到雷廷权的指导，一大早就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没有同老师约过时间就硬着头皮闯了进去，但没想到，雷廷权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活儿，接过稿子便逐字逐句地批改起来，最后十多页的稿子被雷廷权批改讲解了一上午才完成。耽误了一上午宝贵时间的雷廷权却毫无抱怨，反而对学生勤奋好问的精神感到欣慰。
雷廷权的夫人郭维昭女士在《雷廷权回忆录》中写道：“他去世后我无靠无助，在孤独中度日，忆起几十年相守的历历往事，我乱不能安。”
“因为工作原因，老雷很少在家，晚上在家也是坐在写字台前，几乎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老伴回想起与雷廷权共同生活的半个多世纪，不禁喟叹。但是，作为数十年来一直在雷廷权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妻子，她心境豁达而又开朗，她能够理解雷廷权的境遇和心情。雷廷权工作很忙，对妻子很歉疚，没时间陪同妻子逛街、买衣服、做家务。然而他能做的，也是其他人做不到的。每天早晨，雷廷权都起得很早，上早市采购后，回家亲自下厨为家人炒菜做饭，数十年来天天如斯。他烧得一手好菜，一有时间，就给家人烧菜做饭，陪同老伴聊天。
雷廷权晚年患病在上海、北京和哈尔滨住院期间，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常常令他潸然泪下、老泪纵横。这泪流在他心里，同时也流在老伴心里，直到2007年他猝然长逝。弥留之际，他依然叨念着妻子、叨念着他未竟的事业……
“钢之力者，坚韧也。坚为刚，而韧为柔也。”雷廷权刚强如磐石，柔韧似秋兰，熠熠生辉，荣而不媚，坚韧如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