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浙江桐乡人，生于1937年12月，原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大学教授，钢铁冶金专家。1954—1959年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学习；1959—1963年担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1963—1971年担任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助教、炼钢教研室副主任；1971—1972年，下放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劳动；1972—1980年担任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助教、讲师、炼钢教研室主任。1980—1986年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期间于1982年3—8月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于1984年3月—1985年6月赴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兰赛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1986—1989年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1991年任上海市教卫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教局局长、党组书记；1991—1992年任上海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8—1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12月—1994年10月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主持日常工作）；1994年10月—1995年2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主持日常工作）；1995—2001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5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同年９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2006年６月连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此外曾获得瑞典皇家北极星大十字司令官勋章、日本钢铁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工程院国际奖章、香港科技大学名誉工学博士、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纽约大学荣誉工程学博士、德国友谊勋章等荣誉及肯定。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熔铸，乃熔炼铸造之意。钢铁，只有在熔炼过程中达到极高温度，方可铸就高强度、高品质之钢。徐匡迪正是以如此至高的热情投身钢铁行业，孜孜不倦、砺言砺行、攻坚克难，为中国钢铁冶金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赤胆忠心，为国为家，为党为民，用独特的政治思维为官治世，政绩斐然，成就了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为国为民赤子心，一生一世钢铁情。
赤子入钢，励志远方
1937年战火纷飞，中华民族饱受苦难。12月11日，徐匡迪在难民潮中呱呱坠地。当时父亲为其取名为“抗敌”，以铭记国仇家恨。1944年的一天，徐匡迪的语文老师征得其父母同意后，为其改名为“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徐匡迪的童年是在云南昆明度过的。抗战胜利后，徐匡迪与父母回归故里，先后就读于著名的杭州天长小学、杭州市立中学和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中学时代的徐匡迪，在求知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曾加入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行列中，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正是这些经历让爱国的种子深埋于风华正茂的徐匡迪心底，他自此确立报国志向，决心要为祖国的事业奋斗终生！
1954年，临近高中毕业的徐匡迪，根据“钢铁是一切工业的基础”这一方针，决心将钢铁冶金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成绩优异的徐匡迪面对清华大学等许多理工科名校的吸引，毅然决然地迈入了成立伊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大门。从此，他便与钢铁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便是五十多年！
在钢铁学院严谨的学风中，徐匡迪对专业学习精益求精。大学期间，他几乎门门功课都是满分5分。据其大学同学回忆，徐匡迪特别好学，每次课堂讨论问题他总是抢着举手争取发言。图书馆一直是徐匡迪最爱光顾的地方，直到留校任教后，他亦是图书馆的常客。通过大量的阅读，徐匡迪获取了许多课内外的知识。一次冶金领域泰斗、时任学校教务长的魏寿昆先生到图书馆查阅书籍。当他走到存放冶金书目的书架前时，不禁皱起了眉头：美国钢铁冶金的最新期刊已被“搜刮一空”。询问了图书管理员后，他看到了正专心致志学习的徐匡迪和他身边一摞垒得高高的书籍。魏先生便走到徐匡迪身边说：“图书馆的书是公共的，为了方便大家查阅，”说着指了指桌上那摞书，“你应该看完一本再拿一本，要不别人就没法看了。”听完先生的教诲，年轻的徐匡迪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正要把暂时不看的书放回原处，魏先生却笑着将他拦住：“这些书，你还是先给我吧。”从此，徐匡迪便与同样热爱书籍的魏先生结成了忘年之交，经常就专业知识向他请教。与此同时，在钢铁学院崇尚实践的氛围中，徐匡迪积淀了很深的实践应用功底。大一开始每周半天的金工实习；大二暑期到钢铁联合企业进行认识实习；大三暑期的生产实习，更是让他掌握了炉前工的操作；大四的炉长实习，让徐匡迪学会了如何全面掌握及判断炉况，指挥一炉钢的冶炼全过程；五年级的毕业实习，徐匡迪在他的导师关毓龙教授的带领下到大连做毕业设计。当时，大连钢厂的全国劳模刘鸿喜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对炼钢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进行了技术创新，但不能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徐匡迪在关毓龙教授的指导下对这一技术创新进行了理论研究，完成了题为《电炉炼钢薄渣吹氧》的毕业论文。徐匡迪在回忆起大学的实践教育时感慨颇深：“我认为实践环节教育最根本的教益，并非在于学习操作，而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怎样治学。钢院崇尚实践的治学传统令我获益终生。”
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徐匡迪课余生活也丰富多彩。他先后加入过校田径队、合唱队、足球队和管弦乐队，曾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校学生会军体部部长和学生会副主席。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军体”情。20世纪50年代，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口号的鼓舞下，在“钢铁事业需要钢铁般的体魄”信念的支持下，钢铁学院的体育锻炼蔚然成风，酷爱体育运动的徐匡迪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成功担任了军体部长，将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组织得如火如荼。徐匡迪对于体育确有一番深刻的认识，在北京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的庆典上，他发自肺腑地说道：“钢铁学院让我在体育运动中学会了团队合作和拼搏进取，她不仅给了我钢铁般的体魄，更给了我钢铁般的意志。”
谈及母校，徐匡迪深情地说：“我离开钢院已经53年了。如果让我回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并不是美丽西子湖畔的中小学生涯，不是于英国泰晤士河边留学，不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做总工程师，也不是做上海市市长。最美丽的生活应该是1954到1959年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那里我生命的摇篮。”
钢苑骄子，传道育人
从助教到“阿匡老师”
1959年秋，徐匡迪从钢铁学院毕业。由于父亲政治上的原因，成绩优异的徐匡迪最终未能如愿读研深造。通过钢院冶金系老师的推荐，徐匡迪成为电冶金教研室的一名助教，开启了他五十余载的教育生涯，成就了一位冶金讲坛的“牧羊人”。在电冶金研究室，众师相聚、同论共学，从教学思路到重难点剖析，从学术探讨到严谨学风的诉求，徐匡迪在这种氛围中汲取了许多关于教学的经验，也为他日后投身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只是名助教，徐匡迪却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十分关心学生的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小教室里为学生们答疑、补课。由于教学条件有限，一些学生只能在宿舍里学习，徐匡迪就到宿舍里为他们辅导功课。徐匡迪踏实肯干、平和诚恳，获得了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1963年，表现优异的徐匡迪南下，到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工学院，担任冶金工程系炼钢教研室副主任。后来，上海工学院与上海机械学院合并为上海机械学院，徐匡迪成为了这所新学院的年轻骨干教师。大学阶段就十分重视实践的徐匡迪，更是在工厂里给大家做起了老师。那时候，上海机械学院的大一新生安排到上钢五厂实习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徐匡迪领着学生们一起，同工人一同吃住，实行“三班倒”，俨然成为一名专业的工人。电炉炼钢等方面十分专业的徐匡迪，很快熟练上手，在实践操作中，他还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新入学的学生，因此，这位大学来的老师慢慢成为工人眼中的“阿匡老师”。正是这些实践上的亲力亲为，使得徐匡迪很快成为了学生们心中最喜欢的老师。徐匡迪就此走上了真正的为师之路。
冶金讲坛“牧羊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迎来了崭新的春天。1978年，徐匡迪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他又被提升为上海工业大学“文革”后第一批副教授，并且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无论是在本科生教学还是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徐匡迪都十分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反对填鸭式教学。对于教育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牧羊论”。徐匡迪说：“老师教学生，就像羊倌牧羊一样，要把羊领到水草茂盛的地方，让羊自己吃草，而不是拿草喂给羊吃。”爱岗敬业的徐匡迪，在自己的为师之路上，成为了冶金讲坛的“牧羊人”。
1984年，徐匡迪应邀到瑞典兰赛尔公司任职，主要负责三项工程、两项课题以及新一代产品的开发研究。在那段日子里，他夜以继日地不断努力，坚持工作，为瑞典兰赛尔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里，他难以忘掉自己的教育使命，找到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冶金系主任埃克托普教授，请他为上海工业大学培养一名博士研究生或指导一位访问学者，教育经费出自公司奖励他的2万美元。
1984年秋，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出访欧洲。在瑞典，他看望了徐匡迪的研究集体，并与徐匡迪促膝长谈。说到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及上海工业大学的建设时，钱校长深情地说：“国家需要你，学校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帮我一起管理学校啊！”听了钱校长的一番话，徐匡迪深感自己作为一名冶金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他婉拒了瑞典兰赛尔公司的挽留。“我的岗位在中国”，徐匡迪这样说道。回国后，他立即回到自己的科研阵地和教育岗位上，为振兴祖国钢铁行业不懈努力。
1986年，徐匡迪回国一年后，担任了上海工业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主管学校的行政与教学工作。但繁冗的行政工作没能阻挡他的学术步伐。这位敬业的老师，甚至曾经不顾自己反复发作的腰伤，放弃个人休息时间，坚持为自己所指导的博士批改一百多页的论文，以至头晕眼花，最后需要靠吸氧才能恢复过来。
政协副主席的“特别休息”
2001年底，徐匡迪调至北京工作，担任全国政协的副主席。虽然工作繁忙，他仍然担任着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作为老师，他对于学生的关爱之情令人钦佩，“有的人休息是打网球、游泳，而我的休息就是带学生，这个很科学，可以让左右半脑轮流放松。”
徐匡迪除了将自己的岗位做到最好，还力求把教育理念带给大家。2004年在十届“两会”上，徐匡迪对高校现行的专业设置模式提出异议：“我们要把市场的需要作为我们培养人的方向，专业设置应紧跟时代的发展，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因‘神’设‘庙’，有什么样的教授就开什么样的专业，几十年都不变化。”这就是徐匡迪著名的“神庙论”，这一理论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近五十多年来，徐匡迪曾先后在北京钢铁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任教，他爱生如子，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百炼成钢，攻坚领航
“青春求知”勇探索
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后，中国科技界的老一辈早已“伤痕累累”，加之1960年“苏联老大哥”单方面撕毁合同，突然撤回专家，给各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留下一个个“半拉子工程”。其中，发展国防事业所必需的“高纯度航空用不锈钢管”的研发亦遭到重创，成为冶金学术界的一个特殊难题。徐匡迪刚到上海就投入到该项目的攻关中。凭借着钢院培养的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他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试验，不断改进不锈钢冶炼、加工工艺。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自主生产出国防急需的超低碳、高纯度、航空用不锈钢管。此外，徐匡迪还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以“三结合”攻关组为单位的“军用轴承钢”以及“薄壁氧气瓶钢”的研制与生产，并获得了国家嘉奖。正是青春的求知与探索，让徐匡迪在钢铁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不折不扣的“钢之子”。
在“文革”期间，各种科研项目被迫中断。1971年，徐匡迪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劳动，生活虽然艰苦，徐匡迪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依然抱定信念，刻苦学习。他坚信：国家不会永远乱下去，知识绝不会无用。就这样，身处逆境、不甘沉沦的徐匡迪，凭借这坚定的信念和一股子韧劲，坚持学习并复习专业基础，为未来积蓄力量。
1972年底，徐匡迪迎来转机，重返上海工学院，继续从事冶金教学与科研。1976年8月，徐匡迪领导的课题小组和上海钢铁研究所合作研制“不锈钢精炼新工艺”取得了成功，并荣获上海市第一届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12月，他完成的“电弧炉水冷挂渣炉壁研究”，荣获上海市第二届科技大会二等奖和冶金工业部科研成果推广一等奖。1980年底，他又完成了“SGDF型喷粉罐及其在电炉炼钢中的应用”的研究并获上海市第三届科技大会二等奖。除了以上获奖科研成果外，1976—1982年间，徐匡迪还发表了论文27篇，出版了《电弧炉水冷挂渣壁炉》和《不锈钢精炼技术》等著作，承担了国家科委重点攻关科研项目。20世纪70年代，徐匡迪在喷射冶金的应用领域大展拳脚，特别是特殊钢冶炼方面。
“中国眼镜”惊四座
1984年3月，在瑞典兰赛尔公司，大家簇拥着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用掌声与欢呼声欢迎一位冶金方面的专家。他用流利的英语和大家交谈，他的专业知识令公司上下无不钦佩，这个人正是徐匡迪。原来，1982年7月底，徐匡迪率领的展出团在第六届国际冶金工艺及装备博览会上，击败了在此专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的德国和日本竞争对手，从而为兰赛尔公司赢得了北海油田管线钢的合同。这是一项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技术资本。由于该项目在以后三年中可以为当地增加300个就业岗位，整个赫格纳斯市都为此欣喜若狂。在该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徐匡迪作为功臣，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祝贺。同时，为了表达全体市民对徐匡迪本人的感谢和喜爱，该市还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中国的教授在瑞典技惊四座，引起很大的反响。专业知识精湛、工作认真负责的徐匡迪很快升任为公司的技术副总经理。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到赢得外国公司的信任和重视，这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成功的背后，是徐匡迪长期以来的坚持和努力。正是在兰赛尔公司工作的经历，使得徐匡迪与瑞典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被瑞典皇家工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03年4月，徐匡迪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4年5月，徐匡迪在海外工作时，曾在英国BSC的Recomby厂为北海油田生产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按合同规定，该钢管要求硫含量低于100ppm，出钢温度不低于1650℃，并采用喷射冶金过程处理。但其中有一炉出钢时，徐匡迪通过国内带去的炼钢镜，肉眼判断温度只有1600℃左右，甚至更低，于是果断地提出停止钢包喷吹处理，直接浇注，否则可能冻包。英方炼钢分厂厂长察看了操控室的自动测温记录，根据仪器的记录，判断可以进行喷吹。于是，他回应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并坚持按原计划进行喷吹。徐匡迪则根据实践经验坚持这一炉不列入“试验—供货”计划。英方厂长决心和徐匡迪开个玩笑，便在炉前记录上写下“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并要求徐匡迪在下面签字，徐匡迪毫不犹豫地签了。结果，果然有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了一次较大的事故。由此，“中国眼镜”惊四座。
后来，徐匡迪被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授予名誉外籍会员，并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生产难题”大突破
徐匡迪作为钢铁冶金领域的专家，在科研与技术革新方面取得了不小突破，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难题。炉外精炼是近代化工业过程单元优化在炼钢中的具体应用，可将炼钢过程的精炼反应进行优化分工。这不仅能带来高效率和高质量，还能带来更加丰富的钢材品种。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炉外精炼技术的落后已经成为当时限制我国提高钢材质量的瓶颈之一。徐匡迪从各个角度出发，奠定理论基础，并结合国内钢铁企业的生产实践做了系统的研究，为电弧炉冶炼不锈钢新工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匡迪提出的在二次精炼过程中进行单元操作优化组合的新思想，独创性地构思了RH-IJ精炼新方法。他主持开发完成的LF精炼轴承钢工艺，使上钢五厂的特殊钢产品质量保持国内领先，钢材纯净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他的理论思想和实验室模拟研究结果为基础，日本新日铁公司等开发完成了用于高纯净度管线钢精炼新技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冶炼优质钢水的主流技术之一。2007年8月，徐匡迪当选日本钢铁学会荣誉会员。
不仅如此，如何延长电弧炉的使用寿命也是关系到炼钢发展的重要命题。为了给电弧炉延寿，徐匡迪煞费苦心。1979年，徐匡迪带领他的同事和上钢三厂合作，研发延寿新方法。在实践中，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多年的实践经验，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徐匡迪团队经过几个月废寝忘食的埋头苦干，终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电弧炉水冷挂渣炉壁，并在上钢三厂投入使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在国内冶金界引起了轰动。同时，这一成果使得电弧炉及时弥补了寿命过短的这一致命缺陷，并终于在“炉龄战争”中站稳了脚跟。
众所周知，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的脊梁，钢铁工业是我国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正因为有了徐匡迪这样的科学家、钢铁人的杰出奉献，中国钢铁工业才实现了从依靠进口到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徐匡迪曾多次视察各大钢铁企业，为中国钢铁事业发展殚精竭虑。他屡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6本。“我希望我的同龄人、我的学生们、晚辈们，以及我们这些长期奋斗在钢铁战线的同志们，能以‘钢铁未成强国，同志仍需努力’来互勉！将钢铁兴国作为我们终身的追求！”
熔钢治世，为党为民
机遇总是被有准备的人牢牢抓住。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会上徐匡迪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谈到“计划经济已不再适合现今中国的发展”，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一番鞭辟入里的论述深深打动了正一心致力于改革并求贤若渴的朱镕基。他看到了眼前这位工科教授对经济的超凡悟性。徐匡迪话语中流露出深刻的思想、过人的才华以及饱满的爱国热情，正如朱镕基当时在会上的肯定评价，“我喜欢刚刚那个同志的发言。”于是，在朱镕基的力荐下，徐匡迪由上海市科教文卫办公室副主任及兼任高教局局长身份开始了漫漫“治世”之路。
1995年2月，徐匡迪当选为新一届的上海市市长，一个月后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当时唯一的院士市长。
三个月的“军令状”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探索期，计划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市场调节举步维艰，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徐匡迪正是在此时接到了上任上海计委的委任状。当时计委的很多干部对搞教育、学工科出身的徐匡迪能否胜任表示怀疑，认为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知识不专、能力不够。于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一次计委会议上，就有人拿出了各种统计资料，摆在徐匡迪面前说：“计委是最大的综合部门，亦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决策机构，刚进入这一领域的同志一般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熟悉。”巨大的压力没有使徐匡迪低头，而是当场立下军令状：“我将用三个月时间尽快熟悉这里的工作，否则我就向市委提出辞呈！”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徐匡迪不仅熟悉了计委的全部工作，而且对之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入行”的适应力和创造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才能，很快得到了计委上下的一致肯定，而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更是令每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肃然起敬。那时徐匡迪没有午休时间，也放弃了节假日和晚上的休息，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的工作作风带动了整个部门。
虽身处计划经济时代，徐匡迪却是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计委主任。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游学英国期间对宏观经济知识的积淀和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深入思考，加之在瑞典兰赛尔公司期间对市场经济的实践感悟以及围绕公司运营撰写的10万字工作笔记，使徐匡迪对于经济建设有着独到的眼光。经过反复思考、调研和咨询，他带领计委主动将负责审批项目和投资的四个审批部门划出计委，分别归到工业、农业、城建、商业部门去，这一举动在旁人看来无异于“自断手臂”，一时之间，惊讶、质疑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徐匡迪进一步转变计委职能，一方面筹建几个全国性的大市场，也就是证券市场、期货交易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和人才市场，另一方面，用市场的方法来筹集大资金搞建设，通过市场运作解决了徐浦大桥等大项目的资金难题。随后几年，上海经济腾飞、产业繁荣的不争事实，印证了当年计委改革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时期徐匡迪带领计委所进行的革新，为上海的经济转型铺好了路子，真正将计委由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矛盾的焦点，转变为上海转型发展的助推器，也使上海站在了全国市场经济改革建设的最前沿。
“我们的好市长”
2002年4月，在北京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肖纪美与徐匡迪曾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值得细细品味。
肖先生：“匡迪，你说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徐匡迪略加沉吟，恭敬地向老师答道：“我想，还是时势造英雄吧。”
时间的指针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徐匡迪在上海的从政经历正是一段“时势造英雄”的佳话。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委由“管、卡、压”的总司令部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助推器。担任计委主任仅15个月之后，徐匡迪在1992年8月召开的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1995年2月，在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徐匡迪被选举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与此同时，徐匡迪以其突出的科研成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院士市长。
有一位外国媒体记者问道：“搞科技的人具有的是一种科学家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否适合政治家呢？”徐匡迪从容地答道：“要把矿石冶炼成金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其思想方法和科学手段是进行行政决策和管理的很好借鉴。自然科学工作者思考问题是微观的、具体的，政治家考虑问题是宏观的，且必须有战略眼光。但二者并不冲突，相反，还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起来。这就要看个人造化的根基和政治信仰的功力了。”市长的幽默和机智可见一斑。徐匡迪曾立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誓言。在两届连任、时间长达7年的上海市长任职中，他一直秉承着“凝心聚力，为党为民”的信念，从苏州河的治理到浦东新区的建设，从APEC会议的圆满召开到申办2010世博会的成功，徐匡迪一直这样强调：“上海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的两个‘一百万’。一个是上海一百万的下岗工人，一个是在市政建设中一百万的动迁居民，没有他们的辅助和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上海，要向他们鞠躬、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样，徐匡迪这般的工作精神和态度也使得广大上海人民永远记住了他，记得他顶烈日、冒酷暑看望一线环卫工人时的真诚；记得他在非洲出访时，一定要在中秋时为上海援助摩洛哥医疗队送去月饼和问候、共度佳节的那一份亲切；记得他在台风来时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与大家全力共抗台风的坚定与勇气……在人民眼中，徐匡迪是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市长—“徐市长，我们的好市长！”市民们这句朴实而又饱含深情的称呼胜过千言万语。
从市长到院长
2002年5月28日，中国工程院两年一度的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六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工程院第三任院长—徐匡迪。
在当选院长的第二天下午，徐匡迪与其他5位副院长，在京丰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记者招待会。有记者提出徐院长之前是上海市的市长，现在成为了中国工程院的院长，两种角色有何不同？徐匡迪对此直言不讳：“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市是一个城市，有1600万人口。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面对的是上海人民的日常生活，既有城市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大事，又有许多很具体、急需处理的事。而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由院士组成，每位院士都是德高望重、在工程技术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工程技术专家。工程院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只要有一个人有点子，就得好好地听。所以我的任务就转变成组织、发挥我们国家最宝贵人才的集体智慧，让他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发挥院士们更大的作用。”在日后的工作中，徐匡迪也是凭借着对中国工程院作用和地位的准确把握与认识，不断加强院士在工程院的基础地位，保障了院士增选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确保院士质量不动摇。
徐匡迪在工作之初就明确提出了“五个不希望”直指学术作风弊病：不希望有什么活动都参加的社会活动型院士；不希望院士为提高某项研究成果层次而随便挂名，导致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或要对自己并不熟悉的科研成果负责；不希望院士以行业的“祖师爷”自居，压制青年科技工作者或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不希望院士参加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不希望和明确反对院士卷入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这对当时学界中渐渐出现的违背科学道德的不端行为和院士们参加活动过多过滥，浮躁、浮夸之风抬头的现象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受到了院士们的高度认同和普遍赞扬，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徐匡迪的带领下，中国工程院不断开拓创新，完成了国家许多决策咨询活动，以及面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咨询，在国内咨询行业确立了独特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徐匡迪先后组织编写了2003—2004年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专题三：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以及2005—2006年《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事实证明，这两份报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最全面、最具权威性和操作性的研究报告。除此之外，徐匡迪在研究咨询的过程中，还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改革发展建议。对于徐匡迪担任院长期间中国工程院的咨询工作，温家宝总理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工程院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组织各方面专家，开展跨部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服务，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形式。”
2006年6月8日，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工程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徐匡迪以高票连任，成为工程院建院以来第一位连任的院长。在新的任期内，徐匡迪对工程院的发展和管理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针对工程院建院时间短，机关机构不够完善的情况，徐匡迪通过争取编制、设立制度、选贤聚才，把工程院下设的四个局级单位逐步完善起来，稳步推进中国工程院机关内的改革以及民主制度建设，使工程院机关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呈现出欣欣向荣、快速前进的发展风貌。同时，针对中国工程院没有独立办公楼的实际困难，徐匡迪通过积极争取，亲自监督，为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建立了实用而不奢华的绿色家园。新办公楼堪称科技、环保与人文的完美结合，真正体现了中国工程院应有的设计和建造水平。
内外兼修，四海皆为
2005年6月，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赴美国进行考察交流，应邀到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家做客。热情的主人与真诚的客人之间自此建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无话不谈，从生活习惯到家常琐事一一分享。短短的交往中，徐匡迪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睿智思想，给老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徐匡迪回国之时，老布什还特意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签名照，以表达彼此的情谊。
身在异国他乡的徐匡迪时时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处处展示着一个“平民大使”的风采。徐匡迪“内外兼修，四海皆为”的态度使他给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多国总统、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荣获过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的瑞典皇家北极星十字勋章，为中瑞友谊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2003年3月，徐匡迪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9月，徐匡迪还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不管我是上海市市长还是中国工程院院长，有一种情怀是相同的，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全身心投入，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这个重任完成好。我的终生愿望就是报效祖国！”这位科教贤才、治世能臣，自始至终用行动诠释着自己的赤胆忠心与无悔钢魂。
钢情一生，淑质赤诚
“徐挑夫”二三事
徐匡迪和夫人许珞萍教授的爱情故事既叫人羡慕又经历过特殊的考验。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徐匡迪夫妇因为工作被分隔在两个城市，平时难得一见，只能靠每周一封的书信传达对彼此的爱与思念。家中的大小事务全由夫人一人承担。但是，她从来没有向丈夫抱怨过，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丈夫的工作，一个人把家务打点得井井有条。妻子的理解和坚持，让徐匡迪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回家，他都会尽自己所能揽过所有的家务，让妻子稍作休息。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家庭的物资还是由国家按月计划供应的，徐家也是一样，每月能领到国家供应的150斤蜂窝煤票。由于煤场离家较远，加之家住顶层，徐夫人一人无法将煤搬回来，所以徐匡迪每次回家都要先搬够一定数量的煤，码放整齐，确保妻子可以放心使用。一次暑假，徐匡迪正往家里挑煤。楼下一位老太太看到身着白色背心短裤、身上煤迹斑斑的徐匡迪，误将他认做挑夫，就说：“那个挑煤的，你也帮我们家挑一担吧。”徐匡迪欣然答应，很快挑够了两家的煤。后来老太太才从自己的小辈们那里得知，给自己挑煤的“徐挑夫”竟然是大学老师，自此不知如何是好，徐匡迪微微一笑，安慰她说：“阿婆，您别在意，我以前还挑行李走过山路呢，这点煤不算什么！”
“六亲不认”的市长
“在我的任期内，请大家就不要来找我了。”1995年，在上海的一家饭店包间内，徐匡迪端起了酒杯，面向全家长辈亲朋，郑重说道。这是发生在徐匡迪正式出任上海市市长之后、第一次家族聚会上的一幕。“我现在当了市长，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家庭成员也要理解我。我做得好，大家都光彩，做得不好就是家庭的耻辱。因此，在任期内我是六亲不认的，你们有事没事别来找我，我也不会给你们办的。”说完，徐匡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市长生涯。
2003年2月15日，徐匡迪的母亲—王志强老人在上海同济大学医院溘然长逝，享年90岁。得知噩耗的徐匡迪悲痛万分，即刻奔赴上海。一想到自己因忙于工作而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徐匡迪顿时心如刀绞。赶到病房，徐匡迪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一下子扑上去紧紧抱住母亲的遗体，长跪不起。根据母亲的遗愿，徐匡迪向家人约法三章：其一，不能影响所有人的工作，不向领导机关和同事好友发讣告；其二，丧事从简，谢绝任何人送的花圈花篮；其三，不做厚葬，火化后骨灰撒入西湖、钱塘江，让老人与青山秀水长伴。2月18日，上海虹桥机场。瑟瑟寒风中，徐匡迪小心翼翼地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在妻女的陪伴下，一步一步，缓缓踏上了返京的航班……简朴的告别，却在每一位知情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举手投足真性情
2002年4月20日，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园内，火红的气球高高飘扬，喜气洋洋的学子会聚一堂。一条鲜艳的横幅飘扬在蓝天碧草间：“热烈庆祝北京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这一刻，充斥着纵情的欢呼和重逢的喜悦；这一刻，会聚了庄严的凝视与学子对母校的感激。徐匡迪也是欢腾海洋中的一员。在校庆典礼上，他向台下的校友和同学们缓缓地鞠了一躬，再向主席台上的恩师们—魏寿昆院士、柯俊院士、关毓龙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顿时掌声雷动，这是一个学者的严谨风范，一个官者的谦逊风度，更是一个校友对母校的深情厚谊。
2006年9月6日，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内座无虚席，共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建校元老魏寿昆先生百岁华诞。在魏先生的生日庆典上，当轮到徐匡迪发言时，年近七旬的他走到了魏先生面前，与恩师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当年意气风发的学子，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数十载的师生之情骤然间融化在这一拥抱中，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随后，徐匡迪缓步走到自己的位子前，并没有就座，解释说：“在老师面前我只能站着说话。”正当人们感慨之际，徐匡迪又面向魏老问道：“这样的声音大小可以吗？”人们无不为徐匡迪尊师的品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
为学，徐匡迪在喷射冶金、不锈钢精炼、炉外精炼、熔融还原以及冶金物理化学、电冶金等领域内的杰出成就享誉海内外，以赤子情怀在中国钢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征程中，立下赫赫功勋；为师，徐匡迪以春风化雨、爱生如子的情怀和不问收获、辛劳耕耘的勤勉，在北京、上海两地的三尺讲台上，播撒知识的种子，培育钢铁冶金的脊梁，收获满园桃李；为官，徐匡迪以战略家的视角、科学家的严谨、实干家的赤诚，创造了世纪之交上海飞速发展的奇迹，又站在全国政协的舞台上继续为民谋福、为国效忠；为人，徐匡迪对家人柔中有刚，对老师恭敬如父，对同事关心支持，对朋友真诚友善，广受爱戴、有口皆碑。诚如徐匡迪所言：“我将永远坚持自己的人生哲学：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事业充满热诚，对同志、朋友永远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