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治，广东潮阳人，1937年3月生于南京，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冶金物理化学专家。1955年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1959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于物理化学教研室，1978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79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1982年学成回国，1984年破格提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获首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第七届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第十三届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研究成果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周模型”或“周方法”，应用到合金、熔盐、炉渣、半导体材料等多种体系，用来处理热力学和动力学问题，还被系统地编入多部高校教科书和专著中，用于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论文工作。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各一次，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以及上海市科技发明一等奖一次。曾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奖”。教学团队获得2010年“全国精品课程奖”。先后发表论文250多篇（其中SCI收录190多篇，EI收录160多篇），获得3项美国专利，20多项中国专利。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色的九月，美丽的银杏叶铺满北科大的校园小路。在逸夫楼的一间教室里，冶金学院的四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翘首等待着他们冶金物理化学课的第一讲—《绪论》。这是一堂令许多学生终生难忘的课，主讲人正是周国治。一位学生感慨：“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的谈吐、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极其清晰的逻辑思维与表达，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大师的风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独到、创新，我想他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形成一种多维度的思考方式，打破陈规，让我们明确不仅要知道做什么，还要知道有几种做法。”北京科技大学的这门“冶金物理化学”专业课，在2010年获“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居同类课程翘楚。这门课的教研组，正是周国治领导的教学团队。“冶金物理化学”的辉煌，离不开这位七十多岁的大师的辛勤耕耘，而他也是在勤勉好学、笃志力行的探索与实践精神的支撑下，演绎了一段奋进人生。
少年不识愁滋味—转折
周国治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修齐早年留学德国，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南京西门子等单位工作。1937年3月周国治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满月以后，因日本侵华紧迫，举家又由南京迁往香港。周国治全家有兄弟姊妹五人，他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在几个兄弟姊妹中，只有周国治的功课不好，这让父亲非常恼火。由于小时候别人都说周国治长得像他的母亲罗碧昆，加上母亲惜子之心的“姑息”，每当父亲严加管教时母亲总是出来挡驾。周国治书念得不好，玩起来却很精，五花八门样样在行，不时还搞些新名堂，在孩子圈中颇有点小名气。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在家自习，周国治无心做功课，便拿着长长的铁皮铅笔盒捣鼓起来。他打开铅笔盒，倒空里面的东西，套根橡皮筋，在上面弹奏起来，渐渐地发现了规律，居然奏出了乐曲。母亲见了大喊“聪明”，并叫他父亲来看。没料想，父亲见状只淡淡地说：“这有什么新奇，所有乐器都一个样！”丢下冷冷的话，完全忽视了连乐器为何物都不知道的“小音乐家”所进行的创造，深深地挫伤了这小小的心灵。回忆起这段往事，周国治笑称：“大学教授也应学点儿童心理学啊。”
幼时周国治不爱读书，每次作业都得靠姐姐帮助才能完成。小学六年级的一次期中考试，他考了4个整“60”分，父亲大发雷霆，认定这些60分都是老师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不及格！母亲又从旁插话了：“得了，他身体不好，还是健康第一！”就这样，父亲咆哮几句后，对他也就毫无办法了……
转变发生在初二那年。为一桩小事，周国治和姐姐“斗嘴”，把姐姐激怒了。做作业时，有道几何题做不出来，他只好厚着脸去请求姐姐帮助，这回姐姐不依不饶，连讽刺带挖苦。他备感自尊心受到伤害，一撅嘴：“我就不求你！我自己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冥思苦想了两个多小时后，他终于靠自己的力量解开了这道题。周国治兴奋异常！他认识到：只要坚持，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命运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周国治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他学习的热情。从此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学习认真刻苦，成绩扶摇直上。此后的一次几何课上，老师出一道难题让大家破解。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举手解出的竟是班上很不起眼的差学生—周国治。当全班同学带着惊奇的目光刷一下都注视着他时，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流向心头，更加激发了周国治的学习热情。不出所料，在这年的期终几何考试中，周国治拿了人生中第一个100分。“这100分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大事。它使我知道，只要努力，我也可以是优秀的。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我以后对学习的持久热忱，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动力。”初中毕业后，周国治已敢一个个名校考过去，而且是考一个中一个。最后考虑了远近，他选择了上海市市西中学—一所新中国成立前由外国人创办的名校。
也许正是青少年时的这段经历，让他懂得了年轻人需要“赞扬”而不是“训斥”。“还是给年轻人多点鼓励吧，鼓励更能激发他们自身的潜力，我自己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这成为周国治在以后教学和科研中指导学生的重要信条。
1955年，在父亲和他的同事周志宏教授的引导下，18岁的周国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钢铁冶金专业。在钢院这个学术严谨、注重实践的知识殿堂里，周国治拼搏笃志，胸怀铸就钢铁强国的理想与责任，昂首阔步地向冶金科学的高峰，迈出坚定而执著的步伐。
学教辩证悟天机—积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现今站在讲台上的周国治意气风发，侃侃而谈，课程内容条理清晰，简明扼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赞不绝口。而他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还只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不过，那时的周国治已被学校的老师们公认为“当届最有潜力、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刚入校时周国治极为刻苦，每天在教室、图书馆间奔走，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知识。但是，“大炼钢铁”中断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周国治仅上了一年半的基础课便被迫终止学习。此后，受全国政治风浪的影响，青年教师取代“被批判的老教授”在高校里成了当时的潮流。仅上了一年半课的周国治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抽调出来，由学生变成老师，派到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这给了周国治一个机遇。1959年，抽调出来仅三个月，因试讲效果好，周国治进一步被推上物化课的主讲台。为了讲好课，他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自学了一门又一门的课程。在自学中，他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摸索到了掌握知识的规律。于是他注重在讲课中，不仅仅讲清楚定理、公式的证明方法，还特意说明白采用相应方法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会想到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喜欢把自学的心得通过课堂分享给学生，这个习惯不仅丰富了他的教学经验，更为日后他的科研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国治面对只比自己低两届的学生大显身手，把物理化学课讲得有声有色。教研组见他的课堂效果好，就让他主讲11个班300多名学生的大课，后来甚至把让大部分老师都头疼的“干部班”授课也交给了他。干部班里大部分都是从战争年代中走过来的革命功臣，打仗是把好手，文化基础却极其薄弱，加上已步入中年，接受能力大打折扣。如何让老干部面对艰深的大学课程听得下去、听得明白，对周国治来说是个新课题。课堂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干部们传授一个个知识点，还不时穿插生活当中的例子，降低理解难度。老干部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竖起拇指夸赞这个年轻的小老师。
自此以后，周国治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双肩挑”的道路。通常，高校教师被分为两类：基础课老师和专业课老师。前者基本概念清楚，教学技巧突出，但无暇顾及科学研究；后者专注搞课题找经费，发论文报奖励，无心于课堂的教学。在这两类的群体中，教师似乎只能由二择一。教基础课就欣赏着现有体系的完美，专注着怎样把课讲得娓娓动听，而对那些尚未纳入理论轨道的科研结果无暇顾及；而要是搞科研，就觉得教书过于浪费时间，像放留声机似的将一生耗尽。但是，周国治喜欢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第一次讲课时就发表了专业论文，而调往专业组后，又老琢磨着怎样把成果纳入基础体系对学生讲清楚。在他的思维中，这两者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从表面上看，“教书”是一种耗时的“输出”，“科研”是得益的“收入”。但在讲课的过程中，周国治逐步掌握了人的认识规律，反过来促进了自己快速获取知识，提升了工作效率，节省了科研的时间。
紧随大师奔前沿—学习
1964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邹元燨收到了一封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告知他论文中提到的一个难题已被解决了。邹先生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稿，兴奋异常，当即回信，并给予“颇具巧思”的高度评价。这位年轻人就是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讲授基础课的助教—周国治。
邹元燨是我国著名的冶金学家，早年留学美国。他所创立的“分配系数求活度”的方法，被国际同行奉为经典之作，享有很高的声誉。回国以后，他继续在此领域工作，成为冶金物理化学的领军人物之一。1964年，邹元燨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由化合物相图求活度的重要论文，解决了活度的数据来源。该文指出由于出现了被积函数趋于无穷的问题，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周国治读到这篇文章后，便决定破解这个难题。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对这个问题的钻研上。一天夜里，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突然闪现，他兴奋异常，急忙从床上翻起，生怕这珍贵的灵感转瞬即逝，直至奋笔疾书到天明。
周国治运用从自学中总结出来的联想和类比推理方法，将该问题与外国人导出并已获得成功的“α函数”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提出了解决的关键—“Θ函数”，由此一举破解了邹先生的难题。邹元燨以最快的速度回了信，热情地夸赞这一新奇的方法，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数据全部给了周国治，以帮助他撰写论文。事实上，α函数的概念是周国治从老师魏寿昆撰写的《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一书中学到的，他也请魏先生给予了指导。经过缜密的研究和严谨的推导，周国治第一篇学术论文—《Θ函数法在Gibbs-Duhem关系式中的应用》就这样在两位大师的关怀下诞生了。
所谓大师者，不但有着丰富的学识和正确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还能给后继者指出学习的方向并将年轻人带领到学科的前沿，使后来者少走很多弯路，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冲到科研的第一线。
事后看来，正是周国治“不知天高地厚”紧跟大师的做法，使他步入科学殿堂。他以无畏的勇气和自强的精神，混碾成一抹沉稳坚实的底色，在绚烂的人生画布上晕染开来。
巨人肩头习武艺—尝试
向国内大师学习的成功给周国治极大的鼓舞，他将目光进一步转向到国际大师的身上。由美国Darken院士首先提出的“三元系和多元系的偏克分子量的计算”是一道国际著名的命题。前后有5名美国院士卷入到这项工作的理论推演和实验验证中，在冶金界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工作。著名的“固态化学”之父，德国MaxPlanck研究所前所长CarlWagner教授也不甘落后，紧跟着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方法，以显示其深厚的热力学功底。连国际知名的Nature杂志也不顾已有的多种方法，继续登载着新方法的报道，这在Nature史上也是少见的，足以说明本课题的重要性和热门程度。由于当时的四种方法都以国外著名学者的名字命名，周国治此刻突发奇想，想创造一种中国人的方法。
正当周国治将全部心思投入到新的科研探索时，政治运动的风浪扑面而来。他的论文被当做“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证据。他被迫离校，下乡、下厂、下连队当兵，完全失去了科研最基本的条件。在别人眼中，周国治屈服了。他有时会像傻子一样发呆，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各种新问题、新思路，为再一次的厚积薄发默默准备着。回校后，周国治在北京没有自己的住处，集体宿舍的环境不允许他搞研究，这成了困扰他的难题。教研组的一名同事看出了他的心事，自告奋勇带他到自己的亲戚家写论文。在集体宿舍时他买了一本《红旗》杂志，别人来访就把《红旗》拉在上面，装做认真学习政治，来访者一走，就赶快继续推演他的公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种由中国人创立的“计算三元系和多元系热力学性质新方法—R函数法”诞生了。
正当周国治沉醉在新的科研成果的喜悦中时，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所有的学术杂志一律停刊。周国治所写的论文无处投递。祸不单行，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他又被打成了“6·25反革命事件”小集团的成员，写检查，挨批斗，本该着力在研究工作上大展宏图的他却在这场浩劫中耗尽了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岁月！
1975年，国内期刊陆续复刊。周国治重新捡起那篇“R函数法”厚厚的一沓稿纸。那是他从武斗现场抢救出来的，就如他的孩子，跟随着周国治在这灰暗的十年里四处漂泊。十年隐忍，如今是“这个孩子”看看世界的时候了。在一个晚上，周国治战战兢兢地拿着这篇稿子，去找刚从“牛棚”里释放出来的魏寿昆先生，请魏老对他的论文加以指点和修改。一时间，忘了“牛棚”的滋味，甘冒着充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班人”的风险，两人讨论得非常热烈。从魏家出来时，这篇“R函数法”的论文就已经定稿了。周国治怀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决定投向国内学界最高水平、审查十分严格的杂志—《中国科学》，经历几个权威的重重审查，这篇中国人的计算方法终于面世了。
在《中国科学》第一篇论文发表之后，周国治的思路就像关不住的闸门，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在《中国科学》上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革”前积蓄的论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78年，周国治经答辩由助教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在当时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文革”动乱的结束，使周国治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转折点。1979年，42岁的周国治考取了留美访问学者。在魏寿昆、柯俊、肖纪美、邹元燨四位大师的大力推荐下，周国治进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师从当时国际冶金界的第一把手Elliott院士。
周国治很快打响了留美的“第一炮”。到美国的第一个月，他就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作为奖励，Elliott带周国治去加拿大出席了周国治一生中第一次国际会议。周国治和组内的研究生、科学家也开始有了交流。一天，该组一位已经毕业的老研究生回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同组的美国人告诉周国治，此人能力很强，在做研究生时曾扬言要创造一种三元系热力学性质的计算新方法，以超过美国科学院院士Darken教授，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到。周国治告诉这位美国人，自己已经创造出一种“R函数计算法”，十分简便，第二天便把自己的论文拿了出来。组内的同事都震惊了，因为这位研究生花了3年时间都没有做出来，如今从“铁幕”后过来的人居然也有“方法”，自然不能不使他们大跌眼镜。自此，组内的人对周国治“刮目相看”，邀请他参与自己论文的指导工作。
在国际大师Richardson和Wagner提出的“由相图求活度”这一著名课题上，周国治也全面、系统地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先后发表二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他紧跟国际大师的步伐做出的系统成果。
挑战传统攀高峰—拼搏
“几何模型”是一种由“二元系热力学性质”计算“多元系热力学性质”的十分实用的模型，在“多元系热力学性质”的估算和“相图计算”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模型的核心，是设法将三元系的性质用三个二元系来表示，如何选择二元系的“代表点”就成了区分各类模型的分水岭。“传统的几何模型”的特点是二元“代表点”的选取是固定的，一经选定就再也不能改变，与使用的体系无关。换言之，二元系的选点与第三组元无关。周国治一眼就看出：犹如进鞋店买鞋，无论来者大小，一律让穿同一尺码的鞋，不能变化，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周国治决定挑战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为什么这种错误的观念能统治长达近半个世纪，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师级人物？他首先对这个问题陷入了沉思。原因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各种尺码的鞋，困难的是当时还没有人把各种尺码的鞋造出来。也就是说，现在需要有一种二元系的选点新方法，与第三组元有关，而当这第三组元变为两组元中任何一个时，体系应该还原为二元系。发现一个传统观念的错误已属不易，要为这种新观念找到一种新的能满足以上条件的计算方法就更难了。周国治不知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发呆发愣地去思索这个难题。终于，经过长时间的推理和分析，在引入一个“相似系数”的新概念以后，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计算实现了完全的计算机化！这种方法目前已为17个国家的学者引用了120多次。周国治深信，随着测量技术的提高，更多的精确数据的出现，这种新观念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关于“几何模型”，近半个世纪以来，曾经有过几十种模型，它们被进一步人为地划分为“对称的”和“非对称的”两大类。但有一点对所有的传统的几何模型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二元系代表点”的选取都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与第三组元无关。而唯独“周模型”独辟蹊径，提出了“二元系代表点”应与第三组元有关的观点，从而一举解决了“传统几何模型”中难以解释的种种矛盾，首次实现了计算的完全计算机化。最近，国际杂志首次报道的两例“四元系”的完整计算也进一步证实了“周模型”的优越性。
动力学是关系到反应速度的问题，它直接与生产率相联系，自然十分重要。气—固反应几乎在各行各业中无所不在，除冶金外，农业化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建筑工程、地球化学、药物化学……以至当今最热门的半导体材料、纳米材料等几乎都有气—固相反应的问题。它的研究意义自然就远远超出了冶金和材料的范畴。
这课题的研究意义是重大的，但其进展并不理想，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包含各种参数的反应进展度的表达式，大多的动力学的关系式都不能体现样品形貌、样品大小、颗粒分布、升温速率等因素对反应进展度的影响。再有就是表达式中一些未知常数的存在，影响了一些物理量计算的精度。所有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模型的推导建立在一个粗略的数学关系式的假设上，而不是从真实的微观图像出发。
针对上述情况，周国治提出了“真实物理图像”的模型。具体说，就是从真实的样品形貌，具体的样品尺寸和真实的反应机构出发而不是从假设的应服从的数学关系出发，去推导动力学模型。由此就得到了能包含温度、压力、样品形貌、样品尺寸、产物密度等因素的统一动力学模型，还能方便地处理颗粒分布问题和变温反应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避开了未知常数，由回归算得的活化能等物理量，就更为准确和可靠。他的这些理论已在储氢材料和非金属材料的运用中获得了证实。这一模型在国际气—固相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今后也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获得应用和验证。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已获得了近百篇的引用。
关于“气—固相反应动力学”，因它涉及到多个领域，研究者来自各个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在处理这课题上，大致上还是近似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一个公认数学关系上开始推导，少部分虽也给出物理图像，但考虑的因素不多。周国治提出上述的“真实物理图像”的模型理论也是向这种传统方法提出挑战，是在此领域的一个新的攀登。周国治目前正带领学生为此课题的深入继续奋斗着。
上述的“几何模型”和“气—固反应动力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课题：前者研究的是过程的可行性；后者则是研究过程的速度，分属于“热力学”和“动力学”两个不同的范畴，需要用到不同的知识和方法。但周国治在处理他们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跳出了旧观念的束缚，敢于“挑战传统”，从一个全新的审视角度去看问题和思考问题，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登上了新的高峰。
雨后晴空无限美—收获
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Elliott院士的办公室里，周国治和他相对而坐，Elliott突然问周国治：“你第一篇论文发表得很早，为什么时隔十多年才有第二篇呢？这十多年你干什么了？”“我下乡、下厂劳动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无法向你解释。”周国治坐在那里直摇头，一言未发，好一阵沉默……
Elliott想说的话，李政道和杨振宁代他说了。李、杨曾指出，一个科学家从30岁到40岁这十年是最宝贵的，是创作的黄金时期，那时精力充沛，理解深刻，创造欲强，是论文发表的高峰期。大有成就的科学家，应在这时期有所建树了。周国治很明白自己已永久地失去了这“最宝贵的十年”。现在他所能做的，只有抢回浪费的光阴，将损失减到最少。坎坷的命运耽误得太多了，周国治急切地要抓住生命里的每一分钟。他说：“我最迫切的希望，就是怎么把更多的知识贡献给国家。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为后人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动乱结束了，雨后晴空无限好。周国治如饥似渴地吸取一切可能的营养，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他逐步将科研成果转向实践应用：将几何模型用于各类物理化学性质的预报中，以解决生产和科研中对数据的需求。他提出“氧位递增原理”为氧化物提供生成自由能数据。他还提出“可控氧流冶金”的新思想并用到炼钢的脱氧中。他的努力给他带来了一系列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三次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上海市科技发明一等奖。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之后，1995年，周国治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国治的研究兴趣是广泛的，他研究的课题还涉及到更多的方面。有些已发表，有的在撰写中，有的在构思中，还有的仍在摸索阶段。这些课题包括：微小颗粒的物理化学行为、块体玻璃材料的判别、表面扩散流在化学反应中的应用等等。
最能反映周国治广泛兴趣的，莫过于关于对“酶反应动力学”的研究了。这是一个似乎与冶金毫不相干的例子。该课题来自周国治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工作的弟弟周国城。当时一位美国权威来沪作报告，认为酶反应这样快难以解释。周国城就提出了范德华力的作用理论，在和谷超豪院士探讨了计算方法后，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当时这件事作为重大的科学新闻以两版的篇幅登载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周国治得知后，从另一物理化学的角度探讨了这问题，他引入了“表面扩散流的概念”，揭示了它的物理本质，也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该工作在唐敖庆院士的支持下，顺利地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另一篇后来也发表在国际刊物BiophysicalChemistry上。
周国治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尤其是众多的社会活动使他无法专下心来从事这些研究。他希望有那么一天，自己能从这些活动中解脱出来，再次进入知识海洋中去漫游和探索。
化作春泥更护花—传授
“一枝独秀不成景，万紫千红才是春。”要国家富强，要站立在世界之林，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千百万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为此，周国治一直将培养年轻一代为己任。
在周国治的指导下，他带领的教学团队总是喜讯不断，捷报频传：他的博士生鲁雄刚“以渣金反应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该工作得到了邵象华院士的极高评价；接着周国治指导的另一个博士生李谦也以在“储氢反应动力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获得了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和副院长王淀佐院士的高度评价；2007年，博士生高运明的学术论文获得“第五届中国科学期刊特别优秀学术论文奖”；博士生侯新梅在“2007年度科技奖励大会”上，因科研优秀被评上“学术之星”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10年，她又以在攻博期间发表了25篇高产高质论文，得到了李正邦院士的极高评价，获得“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2011年，博士生张国华获得全国“第七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受到刘延东，王兆国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在国际联合培养方面，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2010年周国治与瑞典皇家工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生王丽君的博士答辩，被国际专家组的教授们评为近几年来少见的优秀答辩，并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国治早先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在国外科研院所也各有建树。其中，陈双林和张帆在相图领域的研究和计算中有独到的贡献，章六一因业务精湛在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其他学生如胡建虹、谢繁优、胡晓军等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看到学生们的种种成就，周国治感到无比欣慰。
壮心不已夕阳红—情操
自幼起，周国治对事物的好奇已为他勾画了一条有意义的人生轨迹；少年时的好强又给他一生注入了充沛的动力；中年时的逆境成长带给了他对学习方法的渴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业务上对科学无止境的追求最终使他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学科的高峰；他那淡泊名利的宽阔胸怀使他能有一个平静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波澜，保证一生稳步向前，更使他在晚年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极大的满足。
周国治知道，“人的生理变化是一个自然界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人总是要老的，智力也会衰退。但是，只要能淡泊名利，保持永恒的进取心和无止境的创新欲，总会有所斩获，生活永远是充实的、美好的！”
周国治还有一些几十年来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人和事。她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自己的“论文”中，更没有分享过什么“光环”，有的只是默默地无声奉献。当周国治考取出国时，爱人邓美华刚生第二个儿子周维扬，长子周维宁才五岁。加上美华产后骨刺增生、疼痛难熬，周国治的出国势必给她带来极大的困难，她的家人不支持周国治出国。邓美华一咬牙：“还是走吧，来之不易啊，这里由我撑着！”临上飞机那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邓美华抱着孩子送周国治到北京机场。大雪使航班延误，周国治隔着玻璃挡板发现还未离去的儿子仍不停地向他招着小手时，心一软，都不太想走了。爱人对他的无声支持，周国治由衷地表示感谢。不出所料，周国治走后，妻子疼痛发作。这时又传来了周国治母亲的声音，“快把维宁接来！”此时弟弟国城的孩子已寄养在母亲家中，再来一个，其艰难不难想象。但为了孩子们安心学习和工作，母亲强笑着说：“开托儿所了，我喜欢。”后来周国治的母亲还为他另两个弟弟国平和国强带大了孩子，实现了继续培育第三代的夙愿。长年超负荷的操劳，使她过早地走完了人生历程。回忆一幕幕往事，周国治深情地写下了他生平的第一首诗—“忆慈母”，字里行间是他真实情感的喷发：
慈母告别辞人间，热泪如泉洒枕边，
辗转难寐忆往昔，幕幕依稀犹眼前。
儿歌嬉戏芳草地，焦容满面病榻边，
深秋寒夜手中线，晨星犹明炉炊烟。
月台远去母身影，异乡千里飞鸿雁，
为儿为孙独无己，一生奉献春蚕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