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恒强，广东省番禺人，1940年7月生于香港，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材料学与电子显微学专家。1958年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属物理专业；1964年2月考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1968年毕业后留在金属所工作至今。先后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访问研究。主要从事材料学的电子显微学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固体原子像的研究者之一，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4项，获院、部级科技奖6项，发表5部学术专著，300多篇学术论文。曾任固体原子像实验室主任，金属所所长，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理事长，国家高技术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组及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享受国家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
长江滚滚，香江涌汇。1940年抗日的硝烟与战火中，一个新的生命伴随着家族动荡的迁徙诞生了。父母给了他饱含希望和祝福的名字：叶恒强。恒，即长久；强，即强大，繁盛。这其中既有对多灾多难祖国的一愿美好，也是亲人对新生儿的一厢希冀。
钢院五载寒窗，金属所半生潜心。在中国材料科学领域里，古稀之年的叶恒强依然活跃在科研前沿，在材料晶体精细结构的研究中不断探索，利用高分辨显微术窥探原子结构的奥秘。多年以来，作为攻坚队伍里的资深研究员和带头人，叶恒强深受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称赞。
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他时刻要求自己做一个爱祖国、有道德、有良知的学者。他一心追求学术，淡泊的态度中能够保持清正，可堪兰芷。作为一个求学者，他勤勉不竭，积极进取；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孜孜以求，成绩斐然；作为一个育人者，他严己宽他，师德恒固。
为学促成，积累土
叶恒强的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曾是一名语文老师，喜藏书读书，人文素养颇高。自幼受父亲熏陶，酷爱读书的叶恒强常遍踏层楼，搜罗父亲的藏书。经史子集、天地万象都令他兴致浓厚，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广博的涉猎培养了他良好的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对叶恒强学习上触类旁通也大有裨益。由于童年动荡的环境，加之父亲未在人文研究上有所建树的失意，叶恒强对自然科学兴趣颇丰，为他日后走入物理科学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者大也，雅者正也”
1952年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年少的叶恒强怀着减轻家里经济负担的想法，毕业时报考了素有“中国近代教育活的见证”之称的广州广雅中学。广雅中学的校风深深地影响了叶恒强。在外界纷乱的情况下，身在广雅的他依然能安心读书，沉浸在浓厚的学风中，聆听经验丰富的老师讲课，和同窗切磋。中学六年的集体生活中，叶恒强逐步变得独立和自律，培养起受益终生的习惯。
叶恒强自幼喜爱体育，尤善跑跳。广雅六年每天下午两堂课的体育锻炼时间，更让他体会到运动的意义与乐趣。在班级运动会上，他还得过跳高冠军。有位来自排球之乡台山的同学看到叶恒强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决定教他打排球。良好的身体条件加上技巧的练习，叶恒强渐渐对这项运动驾轻就熟。从此这种排球情结一发不可收，这项运动不仅被他带到了大学，也延续到了参加工作之后。
广雅中学周末会给返校上自习的学生一张时间计划表。叶恒强按照要求详细写明一周每天课余时间的安排，例如预习哪一门课，怎样预习，听完课的科目何时复习、何时做习题，何时参加什么课外活动等。有了目标，零散的时间也被整合在一起，不至于浪费。长久下来，叶恒强养成了对时间详细计划、合理安排的好习惯。对于每个人而言，时间就是生命，对于科学家而言，时间更是一笔无穷的财富。只有与时间赛跑才能保持科研寿命，必须与自己战斗才能保证学习动力。童稚之年，叶恒强从这张小小的时间表中慢慢学会匡正自己。
在广雅宽宏的学习环境中，在老师规范的训练和引导下，叶恒强面对无数次的“为谁学习，怎样做人”的严厉诘问，最终完成了“为祖国和人民学习，做正直的人”的人生答卷。他尚且稚嫩的心灵里已经种下了足以影响一生的信念：拥有广阔的胸怀，民生与国家都远大于个人的得失和喜乐。
“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受当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大炼钢铁运动”的鼓舞，叶恒强意识到，年轻人应该为国家做点事。1958年，他报考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属物理专业。在五年半的学习期间，他有幸受业于金属物理教研组众多出色的老师，也得到钢院物理化学系四位名师—柯俊教授、肖纪美教授、张兴钤教授和方正知教授的指导。在和这些老师接触的时间里，叶恒强不仅钦佩他们渊博的知识，更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大学期间，叶恒强十分钦佩肖纪美先生的熟读翰墨和勤于笔耕。尤记得，肖老师这样解释自己擅书的原因：“看得多，然后酝酿一下，下笔一气呵成。笔头的快慢和自己肚子里的积累相关。想好了，就可以下笔，想不好，就要再想。”叶恒强深受启发，不断力行实践，收获甚多。日后他能写擅讲，受到同事们的广泛认可。每逢踏入研究所叶恒强的办公室，所有人都会惊讶于满屋的书籍和文献。他的桌子上常放着一个很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平时在文献、杂志上摘录下来的信息和自己的分析批注。60年代以来，这样的笔记本叶恒强已经积攒了一大摞。正是在这书摞满地的办公室里，凭着广博的理论和不断深入地学习积累，他伏案疾书，起草和参与编写了《电子衍射图》《高分辨电子显微术在固体材料中的应用》《分析电子显微镜学》等5部学术专著，还发表了30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发表在国际一流刊物上的就有60余篇。
毕业前，叶恒强的论文“关于马氏体相变机制的研究”是由柯俊教授选题并亲自指导的。柯先生以平易近人的品格、严谨的科学素养，对叶恒强面授机宜，令他十分感激，并铭记在心。对于一个尚未正式步入科研领域的大学生而言，半年毕业论文研究与写作的实践对叶恒强可谓难能可贵。由于深知阅读大量英文文献对于做好论文和实验的重要性，他于是从零做起，主动自学英文，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功底。对于在实验中新发现的现象，叶恒强当时的想法是先证明该现象与老师或课本的定律相符，其次便是要超越老师。这个想法受到指导教师柯俊的批评：“第一，不要受框框的束缚，总是扯到以前我做过什么；第二，过犹不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直接跳到三。”经过多次这样的指正修改，叶恒强顺利完成实验，论文取得了优异成绩。事过多年，叶恒强仍记得恩师的教诲。对于毕业论文这段弥足珍贵的记忆，一是懂得了不能拘泥于老师的成果或者书本的陈识，要有独创思维；二是锤炼了实事求是的品质，戒除盲目急躁。在后来的工作中对待自己的学生，他也强调这些自己悟出的道理。
叶恒强从钢院老师的授业、解惑中储备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专业造诣，完成了从形象思维进步到抽象思维的巨大飞跃，并逐步学会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学习过程中，叶恒强结合大学老师的授课方式，逐步学会将日常教学实验中得到的知识，经过归纳推理，得到一些一般的规律；在老师答疑时，往往注重从一个总纲出发，再将问题分解、归类到某一细目，又具有演绎推理的特色。叶恒强发现，知识的传与受，都受到这两种推理的极大影响。于是他意识到：“大学学习，不仅仅是学一门课程，更是学会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正是这种学术习惯和知识的储备，使得他拥有了足够的信心和能力从事科学探索和研究。
大学期间，叶恒强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是个体育爱好者。他被选入学校的排球队，担任过主攻手和队长，并经常代表学校和其他高校较量，曾打败劲旅勇夺桂冠。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的影响逐渐显现，叶恒强在运动队中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60年6月在一次冶金系统的高校排篮球比赛期间，叶恒强到了洪水过后萧条的沈阳城，破败的景象触动了他。在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的食堂吃午饭时，叶恒强等运动员们受到了特别待遇，伙食丰盛。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从周围同学们投来的欣羡眼光里，叶恒强读出了这一辈子都难忘的复杂情绪。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社会现实：“为什么有这种困难？我该怎样做？”后来，在阅读了大量像《松树的品格》富有风骨的文章书籍后，叶恒强找到了答案：要像松树般坦然面对困境。
后来到中科院沈阳金属所后，叶恒强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体育特长，常常在所里的比赛中大显身手。“文革”后的一次比赛，他所在的金属研究所代表队竟打败了有专业队员的沈河区体委队，光荣折桂。谈起此事，他仍津津乐道。岁月流逝，盛年不再，现在的叶恒强早已离开排球场，不再潇洒地跳跃和奔跑。回想起来，他总结说体育给了他三个好处：一是使他精神奕奕、体魄强健，能应付繁重的学习和工作，二是团队精神方面的锻炼和培养，三是运动中促使他体悟社会。
治学善思，拒罔殆
1964年毕业，面临人生又一个十字路口，叶恒强报考了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研究生。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正值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叶恒强一度被迫中断学业。在跛行的时代，叶恒强的求知路不免崎岖坎坷。他一面参加政治教育，一面做基础实验。这段时间虽然没有重大发现，却累积了大量科研经验，也记录了许多困惑。幸运的是，导师郭可信先生一直致力于我国电子显微学事业的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条件成熟时，叶恒强得以全身心投入高分辨电子显微学领域，并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这次专业的变化也让他体会到，科学研究与一般学习最大的不同在于：学习贯穿逻辑学，要求前提的确定性和结论的正确性；而科学研究中创造性思维却很重要，要敢于突发异想。他从此开始重视创新思维的培养，在心中埋下了创新的种子。
动乱之后，科学的春天又一次来临。在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科研工作的环境中，叶恒强所在的电子显微学研究组勃发生机。虽然中国显微学界当时已经错失国际上研究衍射衍度电子显微学的发展良机，但是在郭可信先生的指引和领导下，叶恒强仍在电子衍射与晶体学等领域接连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
1977年，日本电子显微镜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期间，世界知名学者、高分辨电镜显微术创始人之一饭岛澄男所作的精彩报告，深深地吸引了叶恒强。高分辨电镜显微术在原子尺度研究晶体结构是当时国际前沿课题，可以直接看到固体原子的排列，使材料的精细结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当时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叶恒强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然而，当时所里并没有进行高分辨电镜研究的设备和条件。在郭先生的争取下，叶恒强和同事周敬获得了利用北京科仪公司的透射电镜做实验的机会。叶恒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沈阳、北京来回奔波了一年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攻关的课题中。通过在北京实验室观测数据，而后将其带回沈阳分析，叶恒强和同事们终于摸索出一些头绪。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国内首次使用高分辨点阵像技术将碳化硅密排层堆垛直观显示出来，并发现多个碳化硅的多型体及Ni3M型合金的长周期结构。1979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固体中缺陷”学术讨论会上，叶恒强的有关论文宣读之后，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关注。这项工作被学界认为是我国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实验研究的良好开端。
勤能补拙，异国求真
1981年，叶恒强被国家选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和在晶体缺陷及有序合金结构方面研究成果丰硕的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修，后到日本东北大学电子显微学中心进行访问研究。异国求学的经历使叶恒强得以开阔视野，极大地提高了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
1981年6月，叶恒强来到了被誉为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圣地”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电镜中心。在这技术和理论都是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他告诫自己，要在这儿迈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步。怀着一颗学习的心，叶恒强在实验室里潜心磨炼自己。每当夜深人静，其他人都离去的时候，他独自留下，对照着饭岛澄男拍摄的高分辨像照片，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冲洗放大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实验室的JEM200CX高分辨电镜还没有开放使用，他用的是性能较低的JEM100B电镜。一天，当他在滚筒烘干机上摆弄自己拍摄的照片时，在实验室工作的饭岛博士无意间抬头，顿时就被这些清晰漂亮的照片吸引住。他惊讶地注视着这位来这里工作不到3个月的中国学者，说：“目前还没有多少人能拍出这样好的反映晶体结构的照片。”几天后，叶恒强获准使用性能最好的仪器进行拍照研究。得到了专家的肯定，有了高新仪器，叶恒强如鱼得水，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期间，他和当代高分辨显微学权威科里（J.W.Cowley）教授合作在钼的复杂氧化物高分辨相及面心立方孪晶的微衍射合作研究中取得了新的成果，并在第10届国际电镜会议上提交了学术论文。
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临行前科里教授对叶恒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以专注勤勉的态度和高度的机敏与判断方式去积累和研究与课题有关的资料，他应用高分辨技术去考察晶体结构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领域。”
1982年圣诞节后，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叶恒强又飞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刚到安特卫普大学高压电镜中心时，阿默林克斯（S．Amelinckx）教授以为这个中国科学家不熟悉操作，于是专门给叶恒强派了一名助手，半是协助半是监督。叶恒强把在美国学到的功底运用到操作中，当阿默林克斯教授看到他拍摄的高分辨像照片后，立刻安心让他自由发挥。后来阿默林克斯教授把关于Cu-Ti系合金里有序结构及Mn-Si中非公度结构研究的课题交给了叶恒强。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小有所成而骄傲，反倒俯下身子从基础的合金熔炼做起。由于白天很多人争用电子显微镜，等待时间很长，叶恒强经常是晚上来做实验。实验室里的人送了他一个绰号“中国夜猫子”。因为着急看结果，需要亲手获取高质量的照片，他谢绝了其他技术人员的帮助，自己冲洗底片，放大照片。叶恒强勤奋的工作精神和事事亲力亲为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和认可。
4月复活节，大家都去休假，叶恒强却谢绝了朋友的邀请，一头钻回实验室继续课题的研究，寻找适合显示非公度特征的晶体取向。当天夜里，叶恒强在实验室紧紧盯着显微镜，终于在衍射图中找到一个基本的锰原子的点格子同硅原子的周期条纹所构成的二维非公度结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于理想取向的薄区，但是高分辨像在热环境下不稳定，一直在漂移无法拍照。熬到凌晨2点，叶恒强焦虑万分，只能勉强走出实验室到院子里散步休息以镇定情绪。此时万籁俱寂，只有星辰为伴。返回实验室，他打开荧光屏，发现屏上试样异常稳定。一幅姿态万千绚丽的二维非公度结构呈现在他面前，就连锰原子固定格子受硅原子调制引起的摄动也能看出来。他欣喜若狂，深吸了一口气，意识到这不可多得的机会，一连拍了几百张高质量照片，又一鼓作气地冲洗照片、观察，最后忙到四五点钟才动身返回住处。一路上回想着自己拍下的一张张美丽的图案，叶恒强仿佛感到微观世界近在咫尺，几天来的疲惫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愉悦轻松和心满意足。
这项成果发表后，由于获取的高分辨图像质量好，调制模型合理，备受国外同行瞩目，被广泛应用到硅化物的研究中。日本无机材质研究所的堀内繁雄教授（S.Houruchi）称赞说：“这是我看到用高分辨研究调制结构的很漂亮的工作。”
推陈出新，硕累佳绩
1982年叶恒强回国投入到国内电子显微学的研究中。凭借着自身过硬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科研嗅觉，带着对事业由衷的热爱，他不断捕捉到微观世界的奇妙变化，开启一扇扇推进科学前进的大门，为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多项突出贡献。
1980年，为了争取一台高分辨电镜落户到金属所，郭可信向科学院保证要在三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新设备带给叶恒强等人前所未有的冲劲。但是，怎样起步，选什么研究课题却成了难事。
叶恒强回想起归国前一位美国教授曾说过：“我们不碰金属的高分辨像，那太难了。”这是因为金属中多是密堆相，在任何方向上原子间距离很密，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电镜分辨水平是很难获取高质量的高分辨像。但是研究金属出身的叶恒强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带着强烈的愿望要把它实现。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叶恒强和同事们曾为有关单位做过大量的高合金钢和高温合金的相分析鉴定，当时只是给使用单位记录测试数据，没有做过多深入研究。然而从日积月累的电子衍射相分析中，他掌握了丰富的合金相结构知识，他敏锐觉察到实际的合金析出相中应该存在大量缺陷和不完整性，有待利用高新设备观察。四面体密堆相对高温合金的抗热强度有重要影响，深受人们重视，其结构都是几十年前国外专家测定的。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通常是利用经过热处理接近平衡状态的人工配制的合金，观察到的四面体密堆相和畴结构里的新相和缺陷都相当有限。在综合了以前的实验经验，以及掌握国际科研动向的基础上，叶恒强果断地决定最先从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高温合金四面体密堆相的研究入手展开搏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挑战。
叶恒强把过去用中等分辨电镜看过的样品，重新放到高分辨电镜下观察，终于发现在大家已知的合金相边缘存在着结构不完整的区域，尽管这个区域很小，但他感觉到当中仍然存在单元结构新的周期排列方式。但是怎样解释和论证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按现有的理论，用已知西格玛相和拉弗斯相是解释不通的，那就是在纳米尺度间存在不易观察和分开的新相。为此，叶恒强做了大量衍射图和高分辨像的分析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1983年6月叶恒强首先在高温合金相Fe-Mo型的西格玛相的共生产物中发现了H相。而后他又利用高分辨像、电子衍射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确定了H相的点阵参数和晶胞内原子位置。第一道难关突破之后，叶恒强和同事们又陆续发现了F、K、J、C、C1及PF等7种新相，还发现大量文献未报道过的平移畴、旋转畴结构。这一成果打破了金属四面体密堆相结构测定二十多年研究停滞不前的局面，使人类的认识水平深入到更加微观的层次。
国内著名学者钱临照、冯端等在评价这一成果时指出：“这一研究在拓扑密堆相结构理论中独树一帜，已居国际同行研究的先列。”而国外学者也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瑞典隆德大学的安德森（Andersson）教授收到叶恒强等人寄去的论文时，称赞这是世界一流电镜实验室水平的工作。
1984年，叶恒强协助指导的硕士生王大能在观察四面体密堆相的复杂畴区时发现有五次对称衍射图的现象，而这在经典晶体学理论中是不允许的，即晶体的旋转对称只有1、2、3、4、6这五种排列方式，不允许有5次及6次以上的对称。凭着多年实践经验，他敏锐地感到这绝不是晶体平移对称可以解释的现象。于是他们继续研究，将数不清的高分辨图和衍射图对比观察，完全沉浸在微观物质结构世界之中。面对五次对称衍射，他一度感到困惑难解：“是缺陷？是畴区？还是新物质结构？”种种疑问困扰着他。在分析研究的思维中，想要挣脱传统观念束缚是很困难的，面对新的排列方式，叶恒强一度有着走投无路的感觉。凭借对科研的执著，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日夜思索，找寻答案。白天，他在实验室观察样品，分析数据；到了晚上，他还是不肯放下思绪，冥思苦想……仰望天空，眼前出现了仿佛行星旋转的场景，在夜幕的映衬下一系列白光闪烁不停，这给了他新的启示。经过调整实验方案，在多次照片曝光和比对中，他终于意识到五次对称衍射是来自组成五角四面体密堆相及畴区的每个单元—具有五次对称的二十面体簇呈现取向长程有序，但在平移对称方面，只存在于几个单胞范围的特征。他后来又用计算机模拟出衍射图反映了平移周期有限、取向长程有序的二十面体的五次对称现象，并且从拍摄的高分辨像中证实了畴区各个相的平移排列伸展十分有限的事实。叶恒强的研究结果突破了传统晶体学的概念，成功地揭示了兼有取向有序与接近平移无序的块状晶体的新的结构状态。1985年，在郭可信和叶恒强的指导下，张泽博士又利用急冷得到了钛镍合金中的五次对称的准晶体。这项研究成果使我国及时进入当时凝聚态物理最活跃的前沿—准晶体的研究中。后来，课题组先后在10个合金体系中发现五次对称，还发现了8次、10次、12次旋转对称的准晶体。物质结构的新发现，打破了思维的局限，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使我国在准晶相合金学的实验研究领域保持了长时间的领先地位。
法国CNRS冶金化学研究所Gratiar是铝锰准晶的发现者之一，他认为钛镍准晶是继铝锰准晶之后第一个报道的准晶，因此将其称为“中国相”（ChinaPhase）。1986年夏，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学时，一开始就将叶恒强科研组的这一发现列为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1987年，凭借“钛镍准晶相和五次对称的发现与研究”，叶恒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一国家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殊荣。1988年，中科院对第一批开放实验室进行评估时，郭可信、叶恒强领导的固体原子相实验室名列前茅。1990年，国家科委对重点实验室及部门开放实验室进行评审，固体原子像实验室又获A级评价。
90年代起，叶恒强先后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大项目、科技部攀登项目和“973项目”的研究，屡有创新，屡获嘉奖，也参加了“863”、“973”等计划的科技管理工作。1991年11月，51岁的叶恒强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教学以行，备德才
无论是中、小学的校园生活，在钢院攻读的五年半时光，还是金属所的半生积累，叶恒强都深深感谢每一位导师的教诲和栽培。转变身份成为导师的他，也用老师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学生，用亲身感悟去实践良好的育人方法。
在叶恒强眼中，创新是培养学生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在普通学校里，老师灌输传播知识，学生更多的是理论学习；而进入科研领域，导师需要点拨学生去创造知识。学生从大学到研究生到独立从事研究是经历过一个重大转变的，在这个转变中导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否将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科学工作者，要看能不能塑造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在给研究生开高分辨电子显微学课时，叶恒强总是旁征博引，以期能够全面涵盖基础知识，为学生在各种材料的高分辨研究打下基础。但在考试时，他却总采取新鲜的做法，不要求学生根据书本作答，而是开卷讨论，目的就是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叶恒强贯彻的一个模式就是给学生空间去想，而不是用书本的理论框住思维。
在叶恒强的教学中，学术诚信也是一项要点。学生过去发表的文章不能反复引用，一定要有新的见解，这是创新的需要。凡是发现论文不符合要求者，他都铁面无私，毫不犹豫地予以退回。科研人员的道德品质和他们的学术生命同等重要。他自己不会作弊徇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学生如此。在一次给金属所年轻工作者和研究生、博士后作的题为“笃实诚信戒浮躁—遵守研究与学术领域中的行为规范”的讲座中，叶恒强明确强调：“自信、自立、自强”。做学问和做人在叶恒强眼中伯仲难分，“诚信”二字需担得起做人、做学问之根本。
爱国情怀作为叶恒强为人的品格，流露于他的行动中，深刻地影响了学生。在出国访问期间，他省下经费为金属所购买了一台质量较好的底片放大机放大镜，便于所里的实验观察和师生交流。20世纪90年代研究所青黄不接之时，面对纷纷出国不归的学生，他曾经言真词切地写过一封满满三页的长信，劝其回国效力。他用生动的话语为学生讲述一个个激动的时刻，启迪他们深思何以扬国威，启迪他们细量何时拳己志。
德才兼备，桃李灼灼。在叶恒强协助指导下，张泽、王大能获首届吴健雄物理奖。他指导的研究生黄建宇、于荣，分别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宁小光等3位博士生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6人获优秀奖。
笑谈风生，君子质
叶恒强喜欢看推理和武侠小说。在他看来，小说中生动的形象思维对高度集中的逻辑思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也是一种与人文社会的对接。在学术上，叶恒强似淬火，苛苛无隙。从成人的武侠童话里，他获取了侠客的道义，传统的中庸。因而，在行事上，叶恒强如佩玉，绵润不绝；在家国事中，叶恒强譬铮鼓，警铛自鸣。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叶恒强谦虚温和的秉性，既有他年少沉浸书中的获益，亦有历经疾苦后的积淀。平易近人，行事公正，休休有容，是金属所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工作以来，无论是身处何位，在谋何事，他都不与别人起争执；对待异议，他通常是缄默不语或是暂且搁置争议，重新思考。1998年担任金属所所长的叶恒强正好面临科学院政策改革，很多老科研人员因为年龄大不得不退出项目组。由于拿不到津贴，对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又不十分满意，很多人对叶恒强产生一些误解和批评，其中不乏老领导、老同事。面对这样的攻讦，他不曾抱怨或以势压人，不曾刻意澄清，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以德服人。
“在其位，谋其政。”
担负起管理任务，是国家和时代赋予的责任，不容退却。卸任后，叶恒强自言不是一个好士兵，因为并不想当将军，对于行政工作从来不会主动追求，即使受邀有时也会婉言拒绝。他一心扑在学术科研上，一心一意无暇他顾。在自然科学的领域航行，他专心致志；在翰墨书香的世界潜行，他甘之如饴。仕宦起落，在他看来都属平常。成功与失败，也是平素积累的结果。叶恒强笃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逆顺之间，就像云烟过眼，经过岁月砥砺，铅华洗尽，叶恒强更看重的是心态的恒定。
“为国为家，侠之大者”
青春无限好，怎奈轻蹉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这段中断学业的经历令人低沉，正值盛年的叶恒强学有所成，想一展抱负，却不得不离开实验室，甘心化作中华大地一抔泥土融入社会底层。
1965年在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学习时，叶恒强和同学一起去学工下到门头沟的煤矿井里，经常是早晨下到井里挖煤，蹭到全身漆黑，中午顾不上洗手，就和矿工们一起吃饭聊天。虽然工作辛苦，环境肮脏，叶恒强却俨然自如。他和同伴造访过矿工家庭。矿工家庭里常有一个年轻矿工除赡养自己的父母外，还照顾着多个死难工友的老人。这些苦难不幸点点滴滴留在他的记忆里。1968年到1971年间，叶恒强被安排到3174部队海城农场种水稻，参与了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流程。农事繁忙常常是不分酷暑严寒，又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下，没有懈怠的机会。他常说是这段经历让他亲感了《悯农》的意境，农民的艰辛记在心头。在这段岁月中，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中国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这段劳动的艰辛也让一直衣食无忧的叶恒强对生活、对社会有了深刻的体悟，终生难忘，弥足珍贵。
光阴易转，感受更深。每当记起酷夏打场的汗流浃背，他会回忆起那些淳朴的乡间农人。他告诫自己无论这样走多远，居多高，断不能失了根本。每当在黑暗中，煤矿下的场景和挖煤的辛苦便浮现眼前。知道眼前所得来之不易，于是告诉自己应加倍珍惜。每当想起矿工家庭的奇异组合，他提醒自己繁华之外尚有灾难和痛苦，不能忘却现实，脱离实际。
在叶恒强脑中一直不断萦绕的是那代人的共识：“保卫一个国家，爱护一个国家，才能立得住自己。”他对祖国有深情，更对这大家有仁爱。研修之心，悲悯之心，侠义之心，心心系众—侠者仁心。时光回溯，少年汲索不言愁，中年壮志辟新地，古稀犹图尽心力。
在金属所内，已是两鬓斑白的叶恒强匆匆的身影依然穿梭其间。“发现、研究新结构，在这个领域中探索是我毕生之目标，其苦我知，但其乐无穷。”一语道出他爱恋事业的心声。
叶恒强院士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他所钟爱的微观世界，并以此来完成他报国的志向。他的经历激起豪迈的凌云壮志，犹如翡玉般莹润明澈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