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爱国心，一生垒球缘
人物介绍
李敏宽，男，汉族，祖籍中国台湾，1937年10月生于日本大阪，国家级教练。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台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顾问。
李敏宽1953年从日本回到祖国，1963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63年至1975年任冶金部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技术员。1975年开始执教北京女子垒球队，并带领北京队获得两届全运会冠军。1979年执掌国家队帅印，培养出了李念敏、王丽红、阎芳等一大批世界级的优秀选手，率领女垒获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两次、世界锦标赛季军一次，并两次蝉联亚运会冠军、三次蝉联亚洲锦标赛冠军。在1996年第26届奥运会上，中国女垒在他的带领下，夺取了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垒球比赛的银牌。李敏宽因此被誉为“中国垒球之父”。
李敏宽校友曾先后担任中国垒球协会副主席、教练委员会主任，亚洲垒球联合会副主席、教练委员会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六届、第七届北京市政协常委，第六届台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副主席（增补），第七届台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为表彰他对垒球运动做出的突出贡献，国际垒联1999年授予他国际垒联名人堂①证书。他成为第一位进入名人堂的中国人。
李敏宽校友1957年至1963年在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矿山机电专业学习，他学习刻苦努力，生活勤俭节约，坚持体育锻炼，追求思想上进。1958年被调往北京体育学院参加北京体育代表团棒球队集训，参加了195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获得全国金牌。1960年回校继续学业，1963年毕业，到冶金部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从事技术工作。
访谈内容
韩愈讲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就是说我不一定比你们强，当然差一点没关系，但是今天我仍然鼓起勇气，来到这里跟年轻的同学们对话。今天主要谈谈比较轻松的话题。
【归国求学】
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我是台湾人，也是从海外回来的人。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在日本是很没有地位的。当时在神户、横滨这些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华侨学校，但由于我住在大阪郊区，没办法上这样的学校。在日本的语文课里面有一门课叫“汉文”，课文中有很多李白、杜甫的诗，也能看到孔子这些大儒的文章，完全是很纯正的汉语。所以我能够从这门课里学到很多东西，吸收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1953年我回到祖国，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当时我们志愿军打过了三八线，将分界线定在三八线——也就是现在朝鲜跟韩国的军事分界线，在日本时，我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祖国的志愿军战士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跟美国兵打仗。当然这种电影纪录片都是美国媒体拍摄的，但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情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将来我怎么做？” 我当时不到16岁，就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问题。渐渐的，我产生了回到祖国去的想法。
当时中日两国没有建交，但两地的红十字会做了—件很有益的事情：把—些日本战犯的骨灰送回日本，同时在日本的一些爱国华侨也能免费坐船回到祖国。于是，我坐上了第三批这样的船，回到了祖国。
在回国的船上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我和一个从大阪回来的中国学长在甲板上散步，船上挂着的五星红旗被大风吹到海里去了。那是5000吨的客船，非常的高，船的螺旋桨打着海水翻滚。但是我的学长看到了之后—点都没有犹豫，直接跳进了海里，把五星红旗衔在嘴里，拼了命地往船的方向游。我们急得大叫“我们的人在海里”，船长赶紧停下船，把他救了上来。这样，五星红旗又继续飘扬在我们的船上了。（热烈掌声）我自己作为归国华侨，看到这种热爱祖国的举动，心中非常的感动。后来我当了教练以后，也常用这样的事例来鼓励我的队员，因为打球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爱国主义精神。
“荣幸地成为钢院学生”
我在日本的时候，周围除了我家以外没有中国人，没有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回到北京以后，我只会说“不懂”、“谢谢”、“再见”这三句汉语（笑声），于是我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当时在学校里从海外回来的人都讲自己原来侨居国的语言，所以我在语言上进步非常慢，因此有了到外面正规学校学习的强烈愿望。
大概两年以后，我到了天津四中上中学。1957年考大学对我而言是件难事，好不容易才考上北京钢铁学院，非常荣幸地成为钢院的学生。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怀恋母校的，看到大家就非常高兴。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日两国间还没有建交，所以没有通汇，即使家里有能力也 没有办法从日本寄钱给我。但是学校有助学金，所以我是一个祖国养大的学生。中学的时候，我的助学金是11块钱，其中9块钱的伙食费。到大学后我享受“甲等助学金”，因为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15块钱中，有11块钱的饭费，剩下 4块钱买些日常生活用品，那是绝对的“计划经济”。（笑声）
那时候有很多来自真正的贫下中农家庭的同学，即使家庭生活条件很差的同学也能够入学。9月以后天气慢慢变冷了，从南方广东、福建这些地方来的同学没有棉衣，衣衫很单薄，一直要挺到很冷的时候。这样的学生班上有不少，他们生活上非常俭朴，学习上非常努力，是他们营造了艰苦朴素的好校风，希望现在能传给你们。虽然时代变了，但是这个精神应该继续发扬。欣慰的是，校长给我介绍说，我们科技大学的学生能吃苦，保持着优良的传统，这是值得发扬的！
钢铁般的体魄
由于我在体育方面有—定特长，1958年的时候学校把我调到体院集训，成为北京体育代表团棒球队的队员，参加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所以我本来应62届毕业，结果变成了63年毕业。我拥有两倍于他人的同班同学。（笑声）
北京队在棒球这个项目上不是非常具有很大优势，当时有解放军、上海这些强队，而北京队的很多运动员是像我们—样的高校学生。北京代表团各项目中就有7位我们学校的学生，这是很大的数目，是不容易的。我现在也能够数得出这些队员来，校庆的时候碰见他们，仍然觉得非常的亲切。
1959年，北京很多大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美国各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都在大学里，他们没什么特殊待遇，只有奖学金。像篮球、田径、橄榄球、棒球等项目的奖学金就多一些，垒球稍微低—些。因此，你如果有体育特长，就可以进—个好的学校，这就催生出—批好的运动员。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全国遭受自然灾害。因为我是第一批运动健将，享受了特殊待遇可以到教授食堂吃上菜窝头，就是窝窝头里面不是面而是菜，这在当时是全校最好的待遇。而你们现在有那么漂亮的饭厅和各种设施，是非常幸福的。
我现在当政协委员，有时候参加会议会碰到工程院院长，我们的校友徐匡迪学长，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当时是体育部部长，领导了很多队。”（笑声）他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学长，这说明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肯定有非常健康的体魄。刚才听说有很多同学睡懒觉，早上不出操的人很多。我们那时候早上操场也是满满的，当然下午就更多了，每—天下午4:30,全校同学都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母校的这—传统让我受益匪浅啊！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个同学，身体很好，非常爱好运动。我们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到中条山铜矿的—个有色金属矿区实习。当时我们听说中条山铜矿里面有—个唐朝开的巷道，已经废弃封闭了。但是年轻人，可贵在于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就不是年轻人。所以我们俩就商量找个时间去看看。于是我们带了—个矿灯就跑进去了，那里是古代的废矿，黑灯瞎火的，里面没有通风之类的设备，但不是煤矿，所以不会中毒。他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就没了，吓得我心惊胆跳。我喊：“你在哪里？”他答：“我在这里。”（笑声）结果我定睛一瞅，在洞下面。学采矿的人都知道，采矿的时候，开个巷道，采到矿石以后，倒入竖洞，下面的矿运到上面，上面有矿车接了之后拉走。他竟掉进竖洞里面去了，如果直直地掉下去就是掉几十米。竖洞口有个铁篦子，而我的同学由于喜好体育运动，手臂很有力量，就用手挂在那儿了。（笑声）你们想想，如果平时没有锻炼，这个人一下子掉到几十米的黑洞里，肯定就完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一技之长，不管是在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特点，有个性或者有特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潜心科研三十载
196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矿冶院，在采矿室的机电组工作了13年。
当时我们国家在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还没有理清楚。所以当我在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一来，像我这样既是华侨又是台湾人，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大字报一写，造反派就冲向保卫科，把“牛鬼蛇神”的名单找出来了。（笑声）我和另外一个人是“牛鬼蛇神”，那个人的父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我知道自己是“牛鬼蛇神”后，就专心做业务工作，不参与写大字报之类的“闹革命”。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在白银矿、铜陵矿这些地方出差，做自己的科研工作，“文革”术语称之为“生产班子”。这段时间我觉得没有浪费时间，我的业务工作还是不错，有很大提高。
有一次我们在白银铜矿露天试验破碎机，就是大伙在马路上看到的打碎房子的机器，当时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这个破碎机是风动的，高压气从旁边的一个管进去，我们当时研究的这个管路是看不见的，全在机器钢壁里头。这个专题组成员都是我们的校友，为了研究好这个机器我们跑了好多地方，反复设计，反复修改，造出了样机，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实践。等到破碎机造好以后，没有能架起来的机器，我们就借了—台推土机，架在推土机上开到露天矿，一点—点开进去。
露天矿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十米、二十米—段，下面很深，相当于挖地下六七层，我们就在那儿搞试验。中午一鸣笛，把火药埋进去，周围的矿就炸起来，所以到了中午清场时—定要离开。当时我们做试验来不及跑，十二点整就鸣笛爆炸了，怎么办？没办法，我和一位工人师傅只好钻到推土机下面，工人师傅抱着我保护我，那个师傅很高大，还戴着—副眼镜。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不完全是在试验室里写写画画，—定要亲自到现场实践。现在的科技大学还有钢铁学院传统的延伸，所以很多工作都应该有刻苦的实践，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做好精神准备，能经受得住各种考验。
【垒坛执鞭】
“我开始当第三次小学生”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但它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经常和别人讲我当了三次小学生，第一次是真正的小学生，第二次回到祖国后补习语言又当了一次小学生，我们上补习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开始学。
后来在北京矿冶院工作到1975年底，突然接到一纸命令：“李敏宽哪月哪天 到先农坛②报到”。那时候讲全国一盘棋，上级的安排是不能违抗的，我一报到， 杨祖武领队就带我到室外篮球场,女队员已经在那儿站好了，我从来没有当教练 的经验，不知道说什么好。领队说：“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教练。”（笑声）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教练生活。这又是一次小学生，从这儿开始，我学习当教练。
北京体工队当时是很不错的，不管是篮球还是排球，教练都是一流的。虽然训练项目不一样，但他们之间有共性。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我就看他们怎么教，怎么训练，我一一记在脑子里。我回家的时候路过小学的运动场，也站住看小学的体育老师怎么教，我好好地看一看，一点一点地学，就这样走上了女子垒球队教练的岗位。
所以说不会的东西可以学会。当然我自己打过球，在技术上懂得一些，但当老师又是另外一回事。优秀的球员不一定能当好教练，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当老师。因为老师的职业不一样，把自己懂的东西教给学生，需要一种修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当过三次小学生，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却又跑到体育行业去的“异类”，下面我谈谈这段经历。
刚开始当教练时我是“小学生”，既看到了队员们非常期待的眼光，也看到了更多怀疑的眼光：“怎么来了一个个头小、其貌不扬的人来训练我们？”（笑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队员们觉得：没有刻苦的训练带不出过硬队伍。我们第一次冬训决定到福建山沟永安进行，那里的训练条件很差。虽然没有当教练的经验，但却给我提供了一个自己发挥的机会。就像大伙经常讲的，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丽的图画，所以我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当时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垒球项目很盛行，垒球棒球都属于国家第一项目。世界锦标赛第一名要么是美国，要么是日本，别的国家都排不上，于是我当时就先向美国、日本学，在外语上我也有一定优势。尽管当时给我带了许多像崇洋媚外之类的帽子，压力很大，但我还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向这两个队学习后，我就要超越他们，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在训练方法方面，有些他们的经典方法我是不用的。比如这个项目用肩背很多，投掷能力要求又远又准又快，根据美、日的要求,运动员是不能游泳的,因为胳膊凉了以后容易受伤。但我不相信，我让队员愿意练什么就练什么，在球类项目之外你会得越多，就越有优势。比如在垒球场上你出来一个足球的动作，那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别人用手传的你用脚传过去了不是也很好吗？增加臂力，他们说不能拿重物，但我让队员拿铅球，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次一次反复,果然我们的传球能力大有提高。我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
爱国主义教育和团队教育
棒球、垒球项目是美国人发明的，19世纪末就有开展了，晚些时候才传入 我国。美国队队员一般都身高力大。在传位、经验、体能上，我们都远不如她们。 如果在精神上，尤其是在爱国主义精神这方面输给她们的话，我们的球就真的没 法打了。但有时候我们的队员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不兴奋，而美国人一看到星条 旗就非常的振奋。我说我们这样子是不对的，一定要有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柱，才 能够战胜对方！
当教练，一方面是以身作则，一方面就是给队员打基础，打体力、技术和作风的基础。打作风基础，首先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首先就是要学会团结，就像海豚，它各方面都很聪明，也很会表演,它有一个最可贵的地方——团结。海豚是哺乳类，需要吸氧气。当海豚群里面的一只海豚，由于生病或出现一些问题快不行了的时候，其他所有的海豚都会游过来轮流顶它，让它浮出水面呼吸，不让它沉下去。动物都有这样的团队精神，我们呢？如果你打得很好，但由于别人的失误这场比赛没打好，你就去埋怨别人，这个队伍是没办法带好的。
从“自信”到“自主”
为什么美国人打比赛的时候那么凶狠，那么自信？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美国的历史。我们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有时候这些自豪感牵制了我们进步的步伐。美国人打球为什么有那么强的进攻性？因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开拓新天地，在非常艰苦的地方求生存。他们跟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非常保守，一板一眼。英国人吃饭的时候，这边几个刀子，那边几个叉子，美国人不，他把一块木板敲一敲，钉一个钉，做成饭桌，晚饭的时候一坐，就使一副刀叉，没有别的。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明天怎么干？怎么样开发？明天怎样对付印第安人？”（笑声）美国人就有这样的开拓性。当然美国人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自以为是，美国的棒球比赛、篮球比赛，每一项比赛前都有一个“world”,就是世界比赛、世界冠军。美国人以为世界只有他，他能代表世界， 这是很霸道的一面。
所以我跟队员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打不过她们？就是这方面输给了美国，我们没有这样的精神，在家里受家长爱护，到队里教练又各方面都护着你。所以我对她们说：你们自己的问题尽量自己决定，自己解决。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需要慢慢培养这些精神。
细微之处见精神
在欧美，所有的鱼都一定要剔掉鱼刺才能拿到饭桌上,因为欧洲人认为进嘴的东西再吐出来，不卫生，不好看，也不礼貌。
但中国人对这些就无所谓，肉带骨、鱼有刺很平常。我带队时就对队员说，你们可以按我们的习惯吃，但吃完饭后桌上一定要很干净。如果各个队都在这里吃饭，我走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桌子是垒球队吃饭的饭桌，这样就行了。听说一直到现在，队员们还保持这样的习惯，饭桌上干干净净，这就是我们的垒球队。当然这是小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些像作风之类的问题，往往在具体的事上才能体现出来。我们的队里有很好的作风，这些作风都是从小处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再比如说有关时间的问题，今天讲座我迟到了，所以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时间是世界上少有的共同标准，过去了的东西是死的，现在的东西飞快地过去，未来会悄悄地而且很快地过来，但时间永远是一个惟一的标准。我们的同学，应该养成一个珍惜时间、重视时间的习惯。
垒球队一般6点30分出早操，我在6点10分左右，在队员没来以前一定站在集合地点。我这样以身作则，队员就不会迟到。当然，因为时间是一个最严格而且是惟一的标准，所以有时候对这个问题我很计较，甚至是非常的严厉，现在想起来我也有一点后悔。训练时的很多事情现在我都忘了，但队员见到我的时候 还经常谈起这些事情。
其实队里的这些姑娘，训练是非常刻苦的，比赛也很玩命。在锦标赛或其他比赛上，我们防守的时候，对方要进垒，钉靴的铁爪子直接往你脚上冲上来。这铁爪透过衣服，把肌肉都抓得血肉模糊。许多队员的膝盖、脚踝都是累累伤痕，所以不少队员不敢穿裙子。还有一些队员她们觉得自己胳膊练得太粗了，有一点不大美观。我就说：“你们的胳膊，你们的腿都很健美！”鼓励她们，"没关系，好好练！”其实队员们可以说是做了牺牲了，在这个职业上她们已经尽力了。所以，无论干什么行业，都一定要把它做好！
集训二三事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垒球队从北京被“发配”到秦皇岛训练（笑声）。垒球、手球、曲棍球等项目不是我国的主要项目，是比较冷的项目。所以我们刚到秦皇岛的海边训练时，只是临时给我们弄了一个训练场，修得不太好。训练的时候我让队员练习接各种球，本来球打出去以后应该是弹起来很快地滚走，但在临时场地上那球打出去“扑哧”一下就不走了，队员也就在那里等着不动了。后来跟管理人员交涉，才慢慢修得好了一点。
训练基地有手球队等其他国家队队伍，有一次要出国比赛，前一天晚上搞了一个联欢。我给队员说明天早上走得比较早，大家今晚可以尽情玩，但是到时间一定要回来。可是年轻人玩过了，在17个出国打比赛的队员里面只有3个人准时回来，其余的都迟到一两分钟。我也没有说话。第二天按时集合，车在那里等着。我站到队员前面说：“昨天谁迟到了？”结果一个个低头，于是我说，谁谁谁上车，三个准时回来的上了车，“别的人把你的行李放到车上面，开车”，当时从这个基地到火车站比较远，开车大概也要二十分钟的距离。东西已经全载走了，这些剩下的队员就穿着丝袜高跟鞋，从基地一路走到火车站，按时抵达。第二天出国比赛。经过这次，队员们就知道了，下一次绝对不能违反规定，有时候光说不行，还要实践一下。
这样当然带有一定的体罚味道，但对于年轻人来讲又不是打骂，我也没有发怒，和颜悦色地跟她们讲，但实际上还是比较严厉的做法。做教练员跟当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些事情说一不二，甚至有时候我可能错了，但在当时一定要坚持自己是对的，带有一定的军队味道，属于半军事化管理那种性质。
【决战世锦赛】
“一定不能拿第三”
我1976年初开始到北京队当教练，后来是兼临时组织完成国际性比赛任务的国家集训队的主教练。1979年，我们第一次到日本比赛，我从那时开始感觉到：在外面我们的姑娘真行！因为当时日本是世界第二，结果我们到那儿打比赛把日本打败了，9战6胜3平一场没输，队员们增强了信心。第二年美国提出，美国、日本、中国三个国家来一个锦标赛。三个国家的比赛，不能说是锦标赛，但是美国特意起了一个锦标赛的名字，轮流在三个国家打比赛。1981年第一届中日美锦标赛在日本举行，我当时对队员说：“一定不能拿第三！”拿第三可能就是世界15或是20,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前列，一定要第二，最好是第一，第二就证明你是世界水平了，结果队员再次完成了这个任务。（掌声）
后来1982年“世界锦标赛”在台湾举行，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局势很紧张，两岸关系不好，去的可能性不大。临近比赛，廖承志副委员长亲自到我们场地说：“由于某种原因，你们不能到台湾去了。”那一批队员是非常优秀的，恢复垒球项目后的第一代垒球运动员没有参加上四年一次的世界锦标赛，真是有些遗憾。
用实力长中国人志气
对教练而言能够参加一些大的比赛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在我当教练的生涯当中，1986年是对我的一次大考验，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比赛——1986年在新西兰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世界锦标赛有很多事情不是苦练就能解决的,像我们很多项目吃亏在什么地方？吃亏在国际组织里没有我们自己人。比如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如果没有人,就很不容易发挥你的作用。所以你们现在学外语，四级六级的，一定要学好。除了学外语外，还要能够打进国际组织内部去，现在国家很需要能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的人才。
垒球的比赛方法十分复杂。参赛队打完单循环预赛以后，进入到前四名再打“佩奇制”③，即预赛中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打，第三和第四打，第三、第四名打赢的再和第一、第二名之间输的队打，赢的队和第一、第二名打赢的队争冠军。所以垒球冠军是绝对的真牌，没有实力打不进决赛，想侥幸是侥幸不了的。
东道主新西兰在台湾的那一届世界锦标赛把美国打败了，拿了世界第一。美国队在前五届拿下三届冠军，非常高傲，所以在台湾比赛时派了二流队伍,结果输了。新西兰拿到第一，取得了世锦赛的举办权。
到新西兰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洋人对黄种人的态度不是很好。他们表面上很礼貌，但是心里想的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尤其是看不上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队，并且给我们出了很多难题。我们预赛的时候输给东道主新西兰，1:3，预赛拿了第三。进入佩奇制决赛阶段首先和澳大利亚打决定第三的比赛, 打败澳大利亚之后再跟美国和新西兰之间输的队再打一次，之后打决赛，争冠军。从我们打三四名的比赛开始，有些人就给我们出难题，叫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比赛，离主场地相当远。开车到那儿去打比赛，结果场地是人工草坪。人工草坪的性能完全不一样，球的弹性，跑动的感觉，都不一样。场地的主人说：“我们这个人工草皮是50万美元修的，你们这个钉鞋是铁爪子钉鞋，所以不能进场比赛。”他们就这样给我们出难题。我说：“国际规则怎么写？你这临时换场地是你们的事情，你要服从国际垒联规则的要求。”结果他们说：“你们的鞋如果上场地后破坏我们的场地，给不给赔偿？”诸如此类的，难为我们。这时候看台上的新西兰观众说，“中国人没鞋，把我们的借给你们吧。”就把脚上穿的鞋脱下来了。我们说，“我们有鞋，我们穿的是国际规则鞋。”就这样交涉了很长的时间，之后还是把这个比赛打贏了。国际规则上有规定，打完比赛以后多少时间间隔后才能打第二场比赛。结果我们一回到主场，还没有到开赛的规定时间，就叫我们和新西兰打争亚军的比赛。所以，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比赛本身有难题，而是有人随时给你出难题，会欺负我们。只有用实力证明，才能长中国人志气！（热烈掌声）
“我们的姑娘是好样的！”
新西兰队的教练是美国人，是位有名的老教练，十分趾高气扬。我们3比1赢澳大利亚回到主场以后，他马上要我们开始比赛，我说，“国际规则怎么规定的，就应该怎么休息。”我给队员们说，你们稍微休息一下，什么时候歇好了给我示意。我和组委会的人谈，应该怎么怎么……（笑声）谈得差不多了，队员举手说她们可以了。我说：“行，那我们打比赛。”就这样，队员也得到休息了。比赛开始时，新西兰的美国教练说：“我们这次还要赢你们。”我说：“好呀，打打看。”观众全是新西兰的，几乎没有中国观众。
大家知道“本垒打”吗？就是“梆”一打,把球打进看台直接得分。垒球场是扇形的，内场有四个角,本垒、一垒、二垒、三垒，进攻队员安全通过三个垒后踩回本垒就得一分。如果打一个“本垒打”，慢慢地踩这四个垒，只要依次踩过了这几个垒，回到本垒，就得分了。如果我们预先有三个人在垒上，“梆”打一个本垒打，一下能得四分。所以垒球赛戏剧性非常大，有可能我3:0正输着，但我最后一局有三个人在垒上面。这时对方已经有了两个好球，再来一个好球你 打不着就要出局，这时只剩最后的一线希望了。这种情况下，打最后一球的时候， 这个击球员“梆”一记本垒打，3:0—下变成4:3,这个球大致在空中飞3秒到 4秒的时间就定胜负。如果这个球没有飞出挡网，被对方接住就0:3输了。因此，垒球是一种戏剧性非常大的比赛。有一些垒球的战术你们应该懂的。你们学英文的时候，如果不懂棒垒球，这个英文不是很完美，因为字典里面棒球、垒球的术语不少。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或就职演说里，经常有一两句有关棒球的术语，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前面的进攻是按顺序进攻，顺序按照教练的排阵来，不能变。第一个是能上垒上去以后跑得比较快的，第二个是牺牲精神比较好的，第三是强攻，第四是最强的，第五也是比较强的，后面几个是防守好，进攻稍差的。这种顺序是一种战术，一般在轮到前几个击球员时争取得分。
在这场争夺亚军的激烈比赛中，我们队员非常争气，一开局就义愤填膺 “乒”、“梆”、“梆”地打。因为头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准备会，怎么打，怎么组织，老队员给年轻队员鼓励，大家做了充分的技战术和精神准备。结果我们把对方打得稀里哗啦，对方绝对没有想到我们在第一局就拿了三分，之后的进攻收不住火，9比1拿下了这个比赛。“投手”承担非常关键的防守任务,她投各种球使对方打不出球。大家都懂得力学，就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把手上的动作这么一拧球就往外走，反向一拧，球又往里走，或者投出旋转的球,就是变化无常的飘球。对方换了三个世界有名的投手都没有抵挡住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打赢的，我还给他的是3的平方。
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力量是很强的！我的感觉是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只要有主观能动性，当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发挥是老师和教练想不到的。我绝对想不到，这场比赛能够9比1打败对方。这是我讲的一场比赛，但在其他场合也可以用这样的球来比喻一些事情。
最后一场和美国队打决赛,在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连续拼了以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尤其是投手。我们不像外国队一样有那么多好的投手，只有两个比较好的，体力已经有些不行了，最后就以比较小的差距，1:3输给了美国。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好多队员得了奖，例如“防守奖”、“进攻奖”之类的。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有这样的成绩，所以我感觉我们的姑娘是好样的！
新西兰感悟
新西兰有北岛和南岛。北岛，即首都惠灵顿和大城市奥克兰所在的岛，要海有海，要湖有湖，电影《指环王》就是在那儿拍的。因为有些湖底沉淀着硫酸铜或者其他矿物，因此湖水有碧绿的，有碧蓝的,各种颜色都有，十分美丽。新西兰的山往往终年积雪，非常漂亮，老百姓过得非常悠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样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就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澳大利亚、英国去的时候采取杀光政策，尽量地把当地的居民杀掉，或是赶走，所以消灭了大概几百万人。而新西兰就是怀柔政策，把毛利族作为自己的朋友，就像现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一样，把他养起来。实际上这种政策本身就有问题，印第安人在美国体格本来非常好，结果被养起来以后变得非常胖，不用工作都有人供给他吃喝，那么这个民族在将来就会被消灭。毛利人也是一样，吃得很好，生活得好，满足于现状，结果这个民族不太可能出现很优秀的人才。所以，有些地方是看它的风景，有些地方可以了解它的人文、历史。
而说到新西兰的南岛，越往南走就越靠近南极，就越是人烟稀少。由于这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国家，开车时看见道路两边到什么地方都有隔网，网子围住牧场，使得羊不能乱跑，兔子也不能跑出来，以免影响开车。一路上一般都看不到人影，也很少看到房子，也很少看到车，整体上就是幽静、富饶的地方。所以，有些想法，比如说做人、生活、富裕等这些观念上，新西兰人跟我们的想法有些 不一样，更多的追求生活质量和文化品位。
【执教意大利】
名师与高徒
我后来在意大利执教了一年。当时为了生计，我给袁伟民主任写了个条，说我两个小孩上大学，经济困难，我出去赚点钱。他给我批了，但有个条件：“你不能到哪个哪个国家。”说去了以后他们超过我们可不行，于是我就去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有一些退役的中国队老队员已经在那儿的俱乐部打球了。有一回我正在场上训练，她们来看我，这时来了几个很高大的意大利男棒球队员。在欧洲，意大利的棒球是最强的。一般好的棒球球员能把球扔出一百多米，但垒球一般的标准是女子能扔出六十几米就不错了。我的主力队员一般能扔七十多米，来看我的这个女队员能扔八十六米。那几个意大利的男队员说这个垒球怎么这么 大，因为棒球比垒球小很多，他们就开始相互比谁扔得远。场地大约是七十五米 的样子，这些男的使劲扔也扔不出场地。场地外是富人的马厩，我的那个女队员 一扔就打到马厩里了。那些男的一看都说中国人真厉害，我也很高兴，徒弟嘛！（笑声）所以你们的老师看到你们将来取得成就了，也会非常高兴，他教育了你 们，出成果了！
严格要求磨斗志
当时我在意大利一个俱乐部队执教，这个俱乐部队的主席说：“我们队现在是甲级队，24个甲级队当中，排名在16到20名的水平，希望你到这儿以后给我带上去。”我说好呀，先看看你们的队员。于是来到训练场上，当时已是10月份，队员还能在场外训练。欧美这些地方，一般来说喜欢体育就是整个家族都喜欢，所以这些队员的家人都过来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我一开始训练，坐在队员席的家长们就“噢噢噢”地开始叫（笑声）。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问俱乐部主席。他说：“他们说你练得太凶了。”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要成绩吗，不是要把名次打上去么？你是叫我来哄她们玩还是要成绩，你说清楚，你如果要哄她们玩，好，就不这么练了，这么练我也累。”他说要成绩。“好，行!”我就说，“这几个在队里玩的球员我不要了，你再叫几个年轻的来。”
意大利冬天雾大湿冷，我们找了个体育馆，从10月份开始，练到第2年的 3月，5个月的时间。维罗纳位于米兰跟威尼斯之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那里的歌剧很著名。1989年中国队曾经在那个地方打过洲际杯比赛，还拿了冠军，我被选为优秀教练，所以那里的市民都认得我。
维罗纳的市民们认得我还有一个原因。1991年的时候，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强队以外，还有一些全世界排名在前六名以外的弱队也在维罗纳打比赛，意大利也属于比较弱的队。在中国队打意大利队的比赛前我说：“打这个队一定要拿下十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结果队员们认为“这个队小菜”（笑声），都比较轻视，怎么讲也听不进去，结果只赢了 一个5比0。结束以后我集合队员，说：“你们打得怎样？完全没有按我的要求来完成，本来完全可以做到的没有做好。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明天要跟美国队打，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开始总结一下这个比赛。”然后我让大家把器材放到车上去,集体跑步回饭店。那时已经大概夜里12点了，下着雨，我跟队员一块跑。我1937年出生，已经52岁了。队员里面有很多能跑的，许多是从田径转项的队员,我在第一年当教练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了。以前我在山里面练她们，跟着她们跑，她们就老想把我甩在后面。那时候我就跟着她们跑，很累呀，当时一个是面子，一个是要作表率，多苦多累也要坚持下来。这天夜里也是，队员们如果有一种“可以5比0”的情绪，第二天就和很强的美国队打比赛，是很危险的。夜里很晚了，天下着雨，车又开走了，只有中国队一直从山坡上跑回饭店去。其他国家的队和围观的观众觉得很奇怪：“这个中国人怎么搞的？”那时我心里在想：“我是在总结啊!”这些队员也不善,早就说好了“把教练落下”，“把他甩在后面”，我就咬牙紧跟她们跑。（笑声）跑到饭店以后我说："我们出的汗不是白流，这雨水不是白挨，明天把球打好。”总结完了。结果第二天，我们把美国队打败了！（热烈掌声）
意大利生活掠影
在意大利，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除了教堂和烟店,其他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那个时候街上空空的。烟店为什么开着门呢？ 一是烟民需要，一是买足球彩票,在意大利老太太都会去买足球彩票。一般在意大利夏季皮肤晒得黑黑的是有钱人，皮肤白的就是没钱的。因为一到夏天，意大利人就都放假了，有钱的就到海滨玩去了，没钱的就只能在家附近呆着。我问：“你们怎么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赚钱，我们中国像香港这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是赚钱的最佳时间，你们真傻。”他们就说,“这是我们休息的时间，神圣不可侵犯！”（笑声）
观念上意大利人也和我们不一样。欧洲大城市的周围是卫星城市，两万、三万或五万的人口，星星点点散布在大城市周围，我住在维罗纳市的一个卫星城。每个卫星城之间约有十公里的距离，每个卫星城轮流办自由市场，卖鱼的、卖蔬菜的就开着各种各样的商用开架面包车，从别的地方赶过来。卖完后“吧”的一声把门一关就开走了，星期二是另一个镇，星期三又是一个镇，星期天到中心城市，足球场周围看台外的路面顿时变成大自由市场，热闹非凡。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悠闲，除了运动员以外，不管谁挤占他们的一点时间, 他们都会很不高兴的。
一声召唤把国归
我在意大利执教时，签的是四年的合约，结果一年后国家就把我叫回来了。 因为我的助理教练管队时,练得不错打得也不错，但在北京的一个世界杯比赛时拿了第四名。我们队从来就没有拿过第四名，一般都拿第二。拿了第四以后，“叫李敏宽赶紧回来！”就这样，1992年我就回国了，开始准备1996年的奥运会，正好是一届四年的时间。但是国外很讲诚信，非常重视合同之类的东西，已经定了契约我怎么能走呢？于是我说要回国去看一下，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意大利和北京正好是7小时的时差，每到早上3、 4点的时候意大利就来电话了，“LEE,怎么不回来呢？”后来我就告诉我的老伴，教她用意大利语讲“他不在”，只要那个时间来电话，“他不在！”（笑声）后来国家体委写了一封道歉信，说由于奥运会的任务，李敏宽不能回意大利了。
我的一生干过各种事情，不一定都能干得好，但是我觉得这种人生体验是非常宝贵的，就是看到了大家没有看到的一面，经历了大家没有经历的事。比如说对一些世界上各方面的风土人情啊，你们还没有时间去体验，我体验了一些。因为球队经常出去，当然国家有经费的问题。有好多队，像台湾队，一打完比赛，哪个地方好玩就上哪去。但我们没有那个经费，所以打完比赛就马上回来。但是，还是见识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些运动员虽然平时非常艰苦，但是有这样的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些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大家将来有机会的话,除了工作以外，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多看一看，这对提高我们各方面的素养来讲非常好。
【奥运会之感】
学会适应
我再讲一下关于奥运会的事。
1992年把我从意大利召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准备四年以后的奥运会，这是一个怎么样培养运动员的过程。由于我们经济水平不算太高，我当教练时的经费非常少。我们一年出去打两次比赛已经很不错了，两次也就是打上十几场国际比赛，在国内的比赛也很少。我们是训练出来的队伍，不是打比赛打出来的队伍。像美国队是打比赛打出来的，我们是练出来的，这个区别很大。
所以我对队员讲在希腊的故事，有一个国王，对军队训练不重视，平时用战马拉石磨，结果一有战事马只会转圈跑，战争就打输了。你们不要当这个国王,要学会往前冲杀，尽量创造训练的方法来克服实践上的不足。当时我们的比赛经验以及各方面，都很不适应国际比赛。现在你们吃麦当劳、肯德基都很香。但那时我们第一批队员或是后来的队员，有好多去美国和加拿大的快餐店吃早餐，一进去闻到奶油或奶酪味，就跑出来了，说“不行，教练不行，闻不了这个味”。(笑声)有一次，我说我看你们到底吃什么，回去一看，皮箱里全是方便面。这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很多地方都不大适应。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经费也多了。所以我讲，一个人一定要适应各种情况。
知心朋友可依靠
1994年第八届世界女垒锦标赛在加拿大举行，这也是1996年奥运会的资格赛。比赛地点在加拿大东端的纽芬兰市(Newfoundland),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过海到北美大陆时新发现的。从温哥华到那儿还要在多伦多换机才能到达。因为这次赛事关系到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因此上下都很重视。从适应场地、时差等各方面因素考虑，最好提前一周到那儿较为理想。于是我就急着给多伦多的好友打电话，请他帮我们安排食宿、接站等，那时正值七月盛夏，是美国人涌入加拿大避暑的季节。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你在开玩笑吧？那么多人我哪有办法安排！”但当我们的队伍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地到达那儿时，我的朋友让队员美美地吃上中餐，足足的休息后飞往纽芬兰。他还说，“你们回来时我会安排好的。”当完成任务再路经多伦多时，他把我们全队带到家里宴请，还租大轿车参观瀑布。真是患难见真情啊，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队员们也以羡慕的眼神看着久违的老友在异国的重逢。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队伍在训练方面还可以，但是对教练而言最重要最难的是怎么样创造最佳竞技状态，这也是衡量一个教练好坏的标准。你到还没比赛的时候状态出来了，结果比赛的时候不行了，那没有用。队员应该在比赛时创造纪录，如果在练习时一掐表，哟，世界纪录！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讲的问题，是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努力，随时做好准备投入比赛，即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1994年四月份比赛的时候，有个队员状态不好，我一直没让她上场。但这个队员很不服气，“我怎么不行？”于是一直在苦练。在加拿大预选赛，也是世界锦标赛时，从第一场到后面几场她都没有上场，一直在场下。我看她一直在那儿做随时能够上场的准备。我们和澳大利亚实力差不多，一直打平，打到最后一局。我看场地风向，旗子往左方飘，她打的方向正好是这个方向，她其实打得很远而且爱打高球。我一看，说：“你上场击球，有没有信心？”“有！”她上去了，整整憋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上场的，“啪”一棒，打了制胜的一记本垒打，1:0，这样我们成了第二名。（掌声）这就说我们的本事不会白练，比如最简单的例子,你追赶公共汽车，平时不锻炼，根本赶不上车。平时练的东西肯定会有用场的，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的努力。
未雨绸缪操胜券
后来奥运会我们成了最早拿到入场券的队伍，提前两年就拿下来了,这两年就不是很好拿到。由于经常和澳大利亚打，澳大利亚对我们比较熟悉，已呈现出我们负多胜少的局面。1996年春天在北京打国际公开赛的时候，我们输了。有些人就批评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到奥运会看吧。我们后来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我就在平时把澳大利亚所有运动员的相片拍下来，哪一号打什么位置等等全都有，平时队员脑子里就有谁是打什么方向、有什么特点、名字是什么等，都记得很清楚，并进行针对性训练。
奥运会在亚特兰大举办，美国人总是想刁难我们。世界锦标赛美国第一，我们第二，澳大利亚第三。根据竞赛规程，有各种排法,什么蛇形排法等等，但怎么排也轮不上开始第一场就安排第二名与第三名打。结果美国就让我们中国队对澳大利亚队排第一场，坐山观虎斗，就是看你打什么战术。实际上我们早有准备。澳大利亚人体格最好，比美国人都好，髙大，身上晒得黑红色的。因为澳大利亚人非常喜欢体育，那是世界上最喜欢体育的国家。加上他们非常例外地给运动员发一个年薪，就是你可以不工作，我专门供给你钱，这就等于专业—样了，一般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练得都非常好。但对这场比赛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6:0赢了，他们都傻了。6:0是甲级队和丙级队比赛的得分，一般的强队之间的比分是1:0、2:1。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谋划和准备，而且要动脑筋。
我在这儿感谢母校，让我在这里学到知识，比如说力学、设计，怎么考虑问题等等。我刚当教练时对队员说：“你们上午好好练，下午我给你们时间学习，文化水平提高了，球打得也更聪明。”所以我训练队伍时好多地方违反当时的“政策”，偷偷地卖点“私货”。（笑声）我刚才讲的很多只是小故事，但这里面凝结着团队努力的成果和自身的感悟，也能看出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人生感悟】
为人生留下记号
后来稍微成熟了一点，发现有时候做得不一定太对。但有时候需要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留一些信号，留在年轻人的脑子里面。你们都非常的顺利，生活的道路没有什么波折，小学、中学、大学都优秀，工作很理想。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队伍里面的第一批成员都50多岁了，大部分是55年到57年出生的，有的已经去世了。为什么去世？当教练当的，太辛苦了。有两个北京的非常优秀的教练去世了，都是肺癌。其中一个去世的教练是1956年出生的，现在应该是50岁，五六年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在她去世前，在医院的枕头底下放了一封遗书，上面写了刘禹锡的一首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寄语队员努力完成遗志，继续攀登。
像垒球这样的项目,没有更多的教练来做。当时把我从矿冶研究院调往垒球队当教练的时候，他们的理由也一样，工程师是学校每年几万几万培养出来的，但是垒球项目的教练没有，所以你应该服从这个安排。
思念故乡65年
我不做教练以后，又开始转行当政治上的小学生，到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工作。我一直想回故乡台湾。台湾那边认为“如果你是地方队的教练，我们可以邀请你，但中国队的教练不行”。我是国家队的教练，所以始终没回故乡。
台湾省的世界垒球队排名一般都在前五的成绩，大致在美国、中国、日本、 澳大利亚这四强之后，然后是新西兰、加拿大这六七强，八九强是意大利、荷兰。 悉尼奥运会台湾队没入围，奥运会结束以后，台湾就说，“让李敏宽这个人到我们这边来讲一讲！”我说：“你们台湾的棒球、垒球比我们这里发达多了，你们有职业队，垒球普及率也很高，连学校里都有了，你们自己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从5岁跟父母一起在台湾呆了一段时间以外，一直到现在69岁了都没有回家，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刚才我已经讲过，可以说从回国以来，我就一直是国家培养的，我是台湾省籍的中国人。在外面跟台湾队打比赛的时候，很多台湾同胞问我：“你怎么在中国当教练啊？”“台湾人能在中国当教练吗？”我说：“在这点上，我们祖国确实是没有因为你是台湾人就另眼看待或歧视。任何人只要你有这样的本事，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志向，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现在是“两会”期间，我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参与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工作，所以最后讲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为什么？民主党派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经常跟共产党髙层领导直接对话，我们的主席、副主席，一年大概有二十几次去中南海进行高层协商的机会。除了协商讨论国家事务外，我们可以把台湾同胞的一些想法告诉胡总书记和温总理。
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现场问答
问：听了您的讲座，我们觉得您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我想您一生中印象深刻的事一定很多，请问您在钢院学习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您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谢谢！
答：作为一个科技大学的学生，大家都以自己的学校为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辅导老师、教授和我们都比较融洽。低年级时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是采矿系机电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基础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地质学教授余学馥，带我们到野外去实习。当时是夏天，走的大概是现在门头沟那一带路，走了好几天，夜里搭帐篷，被蚊子叮。他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路上捡一块石头，就开始讲这是什么成分，怎么形成的。直到现在到一些山里面，哪种是玄武岩，有什么成分，我都能说出一二。
第二件事情是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经常见到国家的领导，因为当时“以钢为纲”，钢铁学院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学校的《钢院画册》上有一张周总理来我们学校的老照片。周总理来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列队欢迎过。毕业的时候，各学校的毕业生到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讲话。那时比较优秀的学生离总理近些，我们就坐在离总理比较远的地方听他讲话。
问：您重新回到母校肯定有一些感悟，那么您面对我们这些青年校友有什么忠告或是期望呢？
答：目前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用我们一些有利的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以此改变一些面貌。改变面貌靠什么呢？就是靠创新。我们的学生要有一些创新精神,创新精神要求人好奇，要勤于思考，不要死读书。我在台盟中央经常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今年招聘三位应届毕业生，由于公务员比较热门，有500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应聘。最后过考试分数线的是17位，每个人都很优秀。我们一些部门领导按人事部的测试方法，观察这个人的能力、应变性、人格品质等，我重点观察这个人有没有发展潜质。
希望你们有自己的特点，希望你们有向上的精神！刚才我讲到，关键时刻定乾坤的不一定是那些训练最好的队员，有时候非常调皮、非常难管的队员，关键的时候能起到作用！他真正懂得自己是干什么的，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会发挥出非常大的潜力！所以我们培养自己的目标是要有特点,要有闯劲，要有创造性！
问：您是中学毕业之后回国的，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还到过意大利执教。我想问您在不同的环境中您是如何克服和他人交流以及文化上的不适应等障碍，并取得这样突出成绩的？
答：我想和你们说我自己真实的情况。我刚回国的时候，北京城没有一座高楼。西四那个地方每晚都有夜市，有推小车卖馄饨的，华侨补习学校在甘家口，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走三站路的距离到那儿吃一碗馄饨再回学校。当时有很多实际问题,比如生活条件不太好，想买一块点心都没有钱，比较有钱的时候就去吃一碗馄饨，就是这种情形。第二就是语言的问题，刚回国我不会讲中国话，在国外像托尔斯泰、莫泊桑这些人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了，当然是用日文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到钢院以后，我的中文也讲不好，自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到图书馆看什么书？不是专业书，看文科类的书。图书馆的管理员认识我，让我进到库里去看书。那时候我20岁，一有空就到图书馆看书，家人也不在，感到非常孤独。这时候一个人要有意志力，克服肉体和精神上的孤独。当然你们的条件好—些，语言沟通没问题。到意大利也是这样。意大利、法国这些拉丁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高尚的，比如法国人即使会英文，你跟他讲英文，根本不理你。意大利队员里只有一些大学生会讲一些英文，又没有中文报，这种情况下感到非常孤独，深切体会到集体的温暖、朋友的可贵。我希望你们在学生时代结交一些真正好的朋友,即使几十年没联系,一打电话还和从前一样亲密。有这样的朋友，非常可贵！（热烈掌声）
本文收录于《校友讲坛》第二辑（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