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研究看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

人物介绍

李依依，女，原籍江苏苏州， 1933年10月20日生于北京，冶金与金属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现任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学位委员会主席及中国金属学会常委、国际低温材料学会Director Board Member， 国际材料科学与工程模拟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杂志编委。

李依依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分配到本溪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任技术员和工长，之后在辽宁省冶金设计院从事高炉设计任技术员。1962年到金属所工作至今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书记等职 。曾长期担任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协第四、五、六届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国际低温材料学会理事等职务。

1982年以来，李依依连续主持四个五年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一项以及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及科学院及省、部委自然科学科技进步二、三等奖5项。目前，她主要从事特种合金研制的多项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和材料制备工艺的计算机模拟与实践研究工作，参与主持中英、中德国际合作项目。曾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2部，专利36项，培养博士及硕士40余名。

1982年获“辽宁省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5 年获光华科技一等奖；1996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荣获“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1997 年在香港荣获“何梁何利”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1 年获中国科学院”十大女杰”称号。

李依依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钢铁学院钢铁冶金系学习，曾任团支部书记、学生会文娱部长，组织学校的重大文艺晚会，后担任过学生会军体部副部长。她是学校短跑队队员，教练是王玉璞老师，在1954年九院校运动会上她以14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北京市80公尺低栏的纪录。

访谈内容

科大的共青团员们，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回到母校，心情非常激动！尽管很忙，我还是非常愿意回来。(热烈鼓掌)在今天的报告会上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是我对确立人生观的看法，第二是大学生应该培养哪些科学家应具备的素质，最后我想讲的是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一、最重要的是确立人生观

我在上海道中女中毕业，考入上海市西中学念高中，但只念了一学期。之后随父母调动到北京，考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今天回到母校，勾起了我对中学和大学的回忆，那时浓郁的德、智、体、美全面教育的校风学风，潜移默化中把我铸造成一个精神饱满、开朗乐观、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科技工作者，现在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上海一解放，我第一批入了团，参加了在豫园举行的全市团员宣誓大会，到市西中学时被选为团组织委员。在北京师大附中，我是青年团员，团组织要我去做少先队工作，当少先队大队长和队委会主席，于是我就“先入团、后入队”，(笑声)红领巾和三道杠一直戴到高三，高三入了党，才摘下了红领巾。

1950年我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自己感觉思想上跟不上北京的同学，感觉北京比上海先进，自己落后了。师大附中团委当时组织我们参加宣武区举办的假期党课培训班，学校从老区来的同学、团干部启发我们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推荐我们学习保尔、卓娅的故事，带领我们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教扫盲班的儿童等等，这些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很大。这就是我的人生观确立的过程。

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要像保尔、卓娅那样生活，使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生活得更好，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申请入党努力按共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精力充沛地学习，为大家做事情!

中学时，我每天从家到学校都是走着去走着回，一趟45分钟，早自习时背都被汗水浸透，冰凉冰凉的，冬天夏天都是如此，但这也锻炼了我健康的身体。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所以回到家里我还要帮爸爸妈妈做家务，星期日要去买粮，一袋40斤的面粉或米，我一个人背回家。不仅没有生病，反而锻炼好了身体。学校每年有一或两届运动会，我常常是百公尺、接力和跳远的获奖者。

1953年，我违背了父母希望我学医的意愿，选择了北京钢铁学院钢铁冶金专业。我认为自己适合从事钢铁行业，主要理由是两个：一是鞍钢的三大工程，即7号高炉、无缝钢管和大型轧钢厂竣工，宏伟的钢铁事业使我很向往；另一个理由是我认为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一定也能做到。(掌声)到了大学，我很快就被选为学生会文娱副部长，主要工作是组织学校的重大文娱晚会。后来我又到军体部当副部长，部长是采矿系的方祖烈，主要工作是组织学校的重大体育竞赛。钢院当时在高等院校中是很有名气的，运动会上经常比清华大学的总分高，有一次甚至超过了体育学院——尽管体育学院一般不与我们一起排名次。我还被选拔为短跑队和摩托车队竞技队员，当时学校及校区周围都是土路，摩托车后面也没有垫子，柯伟带着我，把我颠得几乎要掉下来。我们每天下午四点训练，很有规律，风雨无阻，晚饭有一个加餐，或是黄瓜炒鸡蛋，或是肉烧茄子等等。1954年，我以14秒的成绩打破了北京市80公尺低栏的纪录，但是很快就被其他同学超过。（笑声)运动使我锻炼了坚韧性、好胜的品格和答应做的事一定要做成、迎难而上的精神。

我的丈夫柯伟在毕业时先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学生科负责人在分配学生时考虑到我们俩已经确定关系，就分配我到首钢。但当时有一个同学的先生从前苏联回来，想留在北京，而他们原来应该去东北。学生科就问我们俩能不能到中科院金属所和本溪钢铁公司，我们觉得只要专业对口就行，立马答应了。

本溪钢铁公司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刚到那里，我们57年毕业的学生必须劳动一年，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我就“享受”到了与男同志一样的待遇(笑声)：在一号高炉上当工长和技术员，三班倒，顶了3年班。每天在各工段观察和分析炉况，保持生产出低硫磷的优良人参铁，还要为下一班打好基础。刚分到工厂里的第一年我们是当工人，我从原料到炉前、炉顶、热风炉、运输等等工段，每一个工种都和工人一样干，干了十个月，提前两个月当上工长。在我当工长时，每天班前会我都抽出15分钟的时间给工人们讲技术课，工人们则教我如何处理炉况，如喷焦、铁口漏水等。有次，另外一个高炉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铁口漏水了，这种情况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爆炸。当时该炉的工长、技术员从窗子里逃跑了，只有工人技师在那里处理。我们赶到现场，看到这位工人技师在铁口前大胆而又心细地沉着指挥和处理漏水问题，避免了爆炸。我们非常佩服这位工人技师，后来他当上了副厂长。我当班时也遇到过一次事故，就是风口喷焦，我当时很紧张又不知道怎样处理，许多炉前工老师傅立刻来帮我处理最后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实践中互相学习增长才干。由于在工厂里锻炼过，直到现在我对工厂一点都不陌生，有人问我：你到工厂会不会一不小心被脚下的东西烫着，天上掉下来什么砸着？我说不会，因为我比较了解工厂，去工厂做事比较得心应手。工人们和我相处都很好，现在我回到本溪他们还是叫我“李工长”。

大炼钢铁时，我们都住在炉子上，平时三班倒，我一个人上，下班经常是半夜。到“高产放卫星”的大跃进时，我们每天十二小时两班倒，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胆子还是蛮大的，也很欣慰和自豪，我们的一号高炉1959年得到团中央的奖励，被命名为“青年高炉”，《苏联妇女》和《人民日报》、《本溪日报》都有过报道。我们的炉长张玉璞作为我们一号高炉的代表还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我在工厂里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应用一定要与理论相结合，这也坚定了我从事应用研究的决心。后来，我被调到设计院从事高炉设计，1962年调到中科院金属所。当我离开本钢一号高炉时，同炉同志送我一首诗：人红炉红融一体，曾为红炉共努力，今赴新任他乡去，青年高炉犹有你。(掌声)

刚到金属所，我就遇到了第一个落差——大学学俄语，可研究所需要掌握英文，以便熟悉学科的最新进展。好在我念中学时学过英语，我认为只要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笨鸟先飞后入林吧。所以我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外，早上起来突击两个小时的英语。几个月后，我已经能够阅览英文资料。等到40多岁，柯伟在国外，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我又把英语口语攻了下来。如今，我已经能熟练地用英语作学术演讲，自如地与外国朋友交流。就是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使我在业务上不断前进。

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从事金属中氢分析，高温合金的长期时效和铁锰铝低温钢的应用工作。70年代末开始合金相图。相变的应用基础研究，对Fe一Mn合金电镜原位观察从奥氏体到ε一马氏体相变，发现了ε一马氏体形核长大遵循极轴机制，解决了几十年来只有理论推测而未得实验证实的问题。1979-1981年我与同事一起，在国内首次用电子探针和金相法做出Fe-Mn-Al系富铁角相图及相鉴定方法，与美国同行一起发现高Mn奥氏体钢中存在反铁磁转变。1982年以来，我连续主持五个五年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完成六种强度级别的抗氢钢系列，完成了国家急需的高压，高、低温、抗氢脆条件下使用的合金，应用到了国家的重大项目。我主要负责提出技术路线新合金成分，热处理与相鉴定相变工作并组织实施13年因为我在低温与高压抗氢脆合金的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作为中国低温及高压氢等结构材料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是一种荣誉，但我认为对待院士要给予一些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能炒院士。我们自身也要严格自律，淡泊名利少索取，多奉献。院士们应多一些时间潜心研究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技术和学术问题，培养好研究生等等

1990-1998年我担任金属所所长时，金属所人才济济，而我却开始担心后继无人，于是就提出一个“10人计划”——培养10名年轻的优秀接班人。当时我把握三条原则：一要给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二是要给年轻人压力，三要放手让年轻人到国际舞台上去展露才华。后来让年轻人隔一段时间就到国外去充电，有的年轻骨干带着家属出国，我只是定期与他们联系，并相互通报业务、生活和工作情况。这种压力与宽容让这些年轻的骨干们结束学业或进修后纷纷回到沈阳。如今，新任所长不到40岁，他也开始考虑怎样培养十年后的人才了。

再举一个例子，科技体制改革时，我们所里的经费年年减少，有一些研究所和大学就把研究队伍放下去，随便到哪个有钱地方去发展，甚至上大学期间的学生也可以去开公司。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当时是所长，决心带领全所全体去争取课题，队伍不能散。每次都是所长，副所长，科技处长、研究室主任和课题负责人一个大队伍出行，争取到了世行贷款100万美元的快速凝固国家实验室，400万美元的均质化合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ERC和500万人民币的低偏析合金等项目。这些项目牵动了我们全所的同志，甚至包括我们的后勤工人和收发室的同志。当时全所一条心、相互配合，最后终于渡过了这些难关。有人说我是苦命所长，在职时年年减经费，退下来后每年科学院进来三千万、五千万。现在所长可以有年薪，我那时候不仅没有年薪，而且工资还要从各自的课题中出，但我心里还是感到很坦然，因为我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把这个所发展起来，为以后的班子打好基础，比如我提出了将所里几个基础研究实验室综合搞一个材料国家实验室。所里在科学院128所的考核中经常处于前三名，我内心还是满意的，大家也很认可。

1996年日本金属材料所邀请国际上五个知名研究所所长到日本去评价他们所，我是中国的代表，会上每人要介绍自己研究所的工作和国际发展趋势，我认识到计算机模拟是发展趋势，但是必须将模拟与实验结合解决生产中问题才是真本事、才有用。我有实践的经验，能提出和判断模拟的可靠性，重新学习了工艺模拟技术，和大家一起具体做了一些项目，比如轧钢的支撑辊、船用曲轴。1998年，我卸任了所长开始学习计算机，建立起“材料制备工艺的计算机模拟研究组”。2006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李殿中，朱苗勇合著，我的学生张玉博士编辑的《金属材料制备工艺的计算机模拟》一书。应该说这十年是我重新，赶上时代发展要求的过程。

在大学里我每天处于学习、体育运动和社会工作的时间分配矛盾中，我靠加强计划性提高效率，学会工作的时候工作，学习的时候学习，玩的时候玩，来解决这些矛盾，学会挤时间去为大家做事。这些社会工作对以后当研究所的课题组长、室主任、党委书记、所长都起着挺大的作用。(掌声)

二、大学生应培养哪些科学家应具备的素质

我认为大学生应该培养的素质总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语文和写字、外语、科研攻坚、“三严”精神、创新与合群。

1、语文和写字

从我的切身体会中，我认为语文是我们一生中用得最多的工具谁的语文好，字写得漂亮，文章写得快和流畅，谁的工作效率就高。语文和写字对科研、教学写技论文或是申请课题的用处都很大，一定要认真对待，现在起步一点都不晚。我们所一位科技处工作人员毛笔字写得很难看，我的前任徐曾基所长要他把字练好才能留下，他在半年内字练得不错，这说明字是可以练出来的。“文革”中，我给孩子到南方去买描红本和字贴让他们练字，现在他们字都写得很好

2、外语

在科学院研究所，我遇到的第一件难事就是英语。要做科研你就要知道国际上的动态，英文是重要工具，我虽然初中学英文，高中、大学又学俄语时已远不够用，我就开始上英语初级班的突击班。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来了，开了一批英语口语班，当时柯伟在英国，女儿要大学，儿子要考初中，我当时还是研究室的副主任。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学以后很难开展对外交流活动，要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去参加了英语口语班，还被选为班长，以较好的成绩坚持下来。结业后我们立刻接待外宾，然后就进行一系列国际交流。至今，我仍与住在美国加州的口语老师 Sue Lemmon女士保持联系。1983年，我们去美国比勒公司和NBS美国国家标准局进修了三个月，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W. Morris教授推荐，我被选为国际低温材料委员会的唯一中国代表，一直连任至今。

1989年，我在美国著名的MIT材料系做访问教授时，应M. Flemings教授的邀请作报告，来了近100名师生，我们所的留学生特别高兴，因为很少有中国人能在MIT作学术报告。

这个学校材料系有个规矩谁作报告，谁就要准备糕点，我没有钱买那么多糕点，于是我就和我们所当地的留学生一起包了饺子，有些教授上课前来吃饺子，下课后还来继续听报告吃饺子。(笑声)

1986年我去英国牛津大学，都是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介绍我是“中国最好的材料所所长”。1996年日本金属材料研究所邀请五位国际上知名的Leading Institute的所长，除美、英、德、日外，我代表我们国家去评议的，做了《21世纪材料发展的趋势》的讲座。

1996年11月，国际著名杂志《SCIENCE》上“中国的科学”一栏，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沈阳这里写着“沈阳是重工业的城市，而且有一位高水平的女科学家领导的金属所及快速凝固实验室” 。(热烈掌声)

1998年我与师昌绪先生一起访问了美国GE公司航空叶片修理公司，并进行了交流，讨论了合作。

1999年我们访问伯明翰大学，与他们的多学科交叉中心进行合作，建立起中英科技合作的传输平台，通过合作引进了两位获“英国女王奖”的教授，与我们合作开展了新型低成本TiAl排气阀和大型铸锻件的模拟与生产，效果很明显，目前还在延续中。

3、科技攻坚能力

1982年国家急需一种能够在高压下耐氢脆的钢种，高压氢是很危险的，不小心就会爆炸。当时条件很差，一点实验条件都有我们就把养花暖房改成防爆实验室。前三任所长把担子压给了我，还说，科学院就是要做人家做不了的工作我组织了所内外近百名科技人员组成的攻坚队伍，搞了三年提出了全新的技术路线建立起实验室，完成这个课题，以后就连续来课题。目前，年轻人已接上班，合作了近四个“五年计划”。

4、三严精神

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认为“三严精神”特别重要，就是严密的思考，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要求，这是诚信、实事求是的问题，而且这些基本品质要从日常生活中培养。比如做热处理时的温度，实验时一定要真实地记录数据，不以想当然，否则实验出了问题都找不出原因。诚信、实事求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品质，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浮躁现象是与这种精神相违背的。科学院和中国科协都制订了科研道德规范，我们要严格自律，不要搞那些学术不端行为。还有我们所的老所长李薰提出的“两基一外”，就是基本实验技术、基本理论再加一门外语。基本理论随专业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实验技术如计算机、金相、X-光、真空、力学性能等实验技术和英语都有很大用处，能大大提高效率，应正确掌握。

5、创新

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跟踪国际前沿做得较好，创新却是非常不够。创新一定要从小培养和锻炼，你们还不算晚，但是要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才行。在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比较了我们的学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差别总结如下：

我认为宽松的环境，集思广益的讨论，多学科间的交流，以及领导及同志们的支持是产生创新的必要条件。

我们需要更好的集体，更多的宽容，还有多学科之间的交流。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可以让后来者获得成功，否则，失败了又怕交不出账，也会出现一些不端行为。另外，要有艰苦的钻研精神，人没有刻苦精神，没有毅力，就很难有创新，就会一事无成。不要以为现在条件好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自己娇惯自己，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们所里有的女孩子做什么工作一定要拉上几个人一起做，稍微重一点的活就不做。我认为这样不好，我们要大胆去闯思维越用会越敏捷力气越用会越大。

6、合群

要学会和大家共事——合群。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两三人能出成果要攻关常常是数十人上百人进行合作，这里需要相互理解真诚相处，分配公平，多想别人和换位思考，有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功课念得很好，但是唯我独尊，不合群，不善于团结别人，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他很难申请到大课题，工作也难作出成绩。

学以致用也很重要。有的人很爱念书，笔记记了一本一本的，但是不会应用，让他写个 Proposal都写不出来，抓不住关键，这样也是难以做出出色的成绩的。人的智力相差是有限的，勤奋是无限的。科学面前没有平坦大道，只有肯攀登崎岖山路的勤奋人，才能达到科学的顶点

我认为：天才来自勤奋，自信才能创新。人活着就要使人感到你能为大家做事，是有用的，只有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愉快!(热烈掌声)

三、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有人说，科学家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对此我不赞成，我认为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我和我的丈夫柯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同学，是同一个短跑队的队员，同一个教练。他是1956年的北京市三好学生、北京市大学生运动会100米亚军和200米冠军获得者、国家一级运动员，我们风雨同舟，生活中苦恼互相倾诉，业务上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和鼓励，共同进步。(掌声)

1990年，他是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所所长，我是金属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儿女都是研究生，分别学生物和电子，他们选专业绝不选和爸爸妈妈一样的，他们说要是选相同的专业，学好了肯定是沾了爸妈的光，学不好就给爸妈丢脸。(笑声)他们从小就自己管自己，“文革”时我们去“斗私批修”，姐姐就给弟弟做饭吃，都有很强的自学和生活、工作能力。有时，我出差，柯伟就带他俩在试验室桌子上过夜。

常常有人问我们：家里谁说了算？柯伟回答他是头我是脖子，头动脖子动，脖子动头也得跟着动，两个人就是互动的，谁也离不开谁。(笑声)现在“头和脖子的故事“已传到海外。我去日本用英语介绍完我们的工作后他们所所长对我说：原来我以为你们所不怎么样，听你介绍后，你们会不会认为我们所不怎么样？后来他让他们每个研究室排队给我介绍工作提问。晚宴时，他们问我“头和脖子”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大家笑得前仰后翻，都觉得很有意思。(笑声)

家里我们互相尊重相互理解，我忙时，他主动做家务，他来客人或同学，我主动做饭，让他们多聊一会儿，反过来也一样。我主动关心他的家人，他在我出国时，知道我母亲住院，立即去医院看望。

家中总是充满和谐快乐，健康幸福的气氛。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要选好理想的爱人，要做到认真找朋友，达到确实了解。我建议要门当户对，当然不是指穷和富，而是指两家的生活习惯。喜好要接近，这样在生活中才可以形成默契，才能真正心心相印。我不赞成轻率交朋友，轻易同居、结婚和离婚。我们要有自己的尊严，对社会，对下一代要负责。时代不同，但哲理不会变，不要以为我们这一套过时了，科学家自己的生活更要科学。

我也不赞成只要事业不要家庭，好像搞事业的人都是“光棍”才好。(笑声)有个女经理，公司要开业前每天都住在公司里。我觉得这样不好，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要想把事情做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家庭才是思想自由交流的场所，是一天辛苦后的避风港，家里最温暖。我和柯伟都没有任何隐瞒，完全透明，在家里相互激励，比学赶帮。

身教胜于言教。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才会健康成长，孩子们与我们平等交流，保持至今。女儿和儿子从来不打架，只有小的时候有一次姐姐提出我们偏爱弟弟，这件事我们非常重视，我们以后就所有的事都与她和弟弟一样对待，所以他们也很和睦。

年轻时，我打篮球，如今年纪大了，我就摄影、养花、游泳、挤时间逛商店。我现在还带着10个博士生担任四个课题顾问。我认为，旺盛的精力来自崇高的理想和健壮的身体，聪明的才华和发明创造来自个人的自信心勤奋和团队的凝聚力，成就来自机遇、领导、集体以及和睦家庭！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未来的科学家！

让我们在中科院金属所研究生部再相见！(热烈掌声)

现场问答

问：李老师，您好!21世纪社会竞争比较激烈，您认为社会更需要哪种人才，高等学校在教育上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答：我认为刚才我说的那几点素质是需要的。而且其中最重要一点是要合群，你要是不合群，一进入一个集体你就被边缘化。另外你要学以致用，不能只读书。再有，我们一到新的地方，大家注意的是你是否主动，是否愿意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事情。我刚到工厂时把炉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值得亲近。你要用你的行动真诚地去做事。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是很少的，就是博士毕业了，你学到的东西还都是纸上的，真正应用时还差得比较远。我们需要心，居高临下看别人不行，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问题，博士下去工作以后，理论还行写个什么也还行，但是你交给他任务让他去做，他就不一定行。这一点，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很重要的，考虑问题应该实际一些。我们那些小博士刚来都想去摊，事实上你刚去不可能就领一个摊，你要在学习中成长

还有学的东西要扎实，不要看别人发了几篇文章，自己就要比他发的多，把自己一篇文章拆成几篇发表，这样不行。大家要像已故的黄昆院士那样，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哪篇文章都引用，还能指导实践。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从低的地方做起，把自己放在比较适当的位置，这样你会成长得比较快。(掌声)

问：李老师，您好!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感到收获很大，刚才您提到了西方教育多个学科的融合，那么我们如何既做到博，又做到精？

答：我开始学炼铁炼了三年，后来又去做设计和金属材料做了几十年我想你应该有一门专，有基本的素质把这门课学专，然后你要在实践中去学习其他。要想在学校中全学到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只要你具备这些素质，你在第一个工作岗位上会做得很好的，在第二个工作岗位上一样能做得很好比如说一个人搞科研很好，他去搞开发也不错，做管理也做得挺好的。只要全心全意地去认真做事，你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富有和高兴。学习的时候，不管他人是否比你强，只要是有长处的，你都应该去学在工作中学可能会更加有效。(掌声)

问：李院士，您好!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干部，面临毕业的选择，是直接就业，或是考研，或是出国。您认为我们该作出怎样的选择，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谢谢!

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应该考研，因为如果你直接就业，你学习的机会就少了，而如果你考研，把这个基础打好在未来的工作中只要你努力、勤奋你会比本科生快一大截。做一件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就是不一样，进入角色后，显然是博士做得好一些。为什么我们都想要博士生呢?因为他们功底比较深，考虑问题的思路就比较宽。但有时候因为客观环境，你直接就业也未尝不可，你可以在工作中学。我们所里就有这样的，分了房子，拿着工资，还念了书做了课题，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但这可能就不如你直接作为研究生学得深。还有你要是出国也要在国内念完两年硕士再走，为什么呢?我到日本去，他们有个微重力实验室，在那个实验室里有一摞书，问那些学生是否学过，他们说没有，因为都不懂专业，不知什么有用。你要是在国内研究了两年，基础理论你搞得很好，这样你出去就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先念完硕士再出国的，这样比大学生毕业就出国甚至高中毕业就出国要好得多，在成长中会更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观点。(掌声)

问：李老师，您辛苦了!国内的硕士和博士理论知识比较多，但是动手能力比较欠缺。西方有一种工程师学院，比较注重动手能力。您认为我们是在国内念硕士好，还是去申请工程师学院比较好?

答：德国就是这样的，但是去德国你还得念好几年德语，不考虑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不主张立刻去念工程师学院，它不是大学，而更像是大学的后半截，你念出来人家算你什么学历呢?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你回来后德语用处很少，我觉得除英语外其他外语的用处都很少，而且你花的精力不少，所以我当所长时就不愿把人送到德国和法国，日本还凑合，因为他大多数字是中国字。(笑声)我觉得你会了英语，去德国去法国都行，所以你最好还是去英美国家。德国人英语都讲得很好。法国人就讲得不好，他也不愿讲，有次我们到巴黎问出租车司机：Can you speak English? 他说：No! I can’t。(笑声)我想我们把英语这一门外语搞通就行，而且它比较适合我们回来应用。(掌声)

问：那如果不考虑外界因素而只从人才培养来看，您认为是国内的硕士好还是法国的工程师学院好?

答：我去过法国的工程师学院，它的矿冶专业不错，环境很像我们所。你进去要是自己会动手行，但如果你自己不会干里面是不会有人帮你的，在国外就这样，逼得你自己成长起来，不像国内。我的孩子就是一个送加拿大，一个送美国。如果你德语、法语很好，你可以考虑去那些国家，但是你必须把英文学好如果你英语不好你是玩不转的(掌声

问：李院士，您好!我刚进学校时就听说“一门三院士”的故事，就是您和您的先生柯伟院士，还有柯先生的哥哥柯俊院士。我想知道您和您的爱人是不是在学校期间就定下什么目标?还有您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您是否会感到压力?如果有，您是如何排解的?谢谢!

答：我在学校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院士，那时候也没有院士，只有学部委员，而且学部委员也是在1956年才有的，第二批是1980年，我1957年毕业还没明白什么是学部委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后来设置院士后，报第一批院士，所里就把我报上去，可是第一批没当上心里也没觉得怎么样，因为当时也不了解院士，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把院士炒得这么火，我就认为院士只是一种荣誉。我想你刻意追求什么反而得不到，你只有老老实实把你的工作做好才能得到回报。现在一些人为了当院士找人谈话啦，送礼啦，我特反感这种现象。我主张做一个正派的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样很多事就水到渠成了，不要刻意追求什么。什么事你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就像运动员，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谁都不想跑后面。(掌声)

问：李老师，您好!我觉得我们国家创新不足两个原因，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基本功不太扎实，对自己专业不够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他不可能去创新，另一个是我们的环境给新生的事物压力太大了，一个新的事物诞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气泡在平地里诞生一样，很困难，这时候社会的宽容太少了。您觉得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做些什么，科研院所和我们大学培养人才有什么差别？

答：我感到总体上还是环境比较差，宽容很不够，你比如说弄来30万的基金以后，要你三年内，每年都要有什么进展，发多少文章。现在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后，允许失败，负的结果也是结果，只有允许失败才可能有创新。还有我们不敢做我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这一点我们的自信还是比较差的。举个例子，五次对称，我们也发现了，但是不敢说后来美国发表了，法国发表了。我们要有自信，你认为对的，就要坚持，从各方面来证实他是正确的。这一条我们比较差，但是模仿还可以。大跃进时敢想敢做，那是没有科学根据，是不行的。我们提倡有科学依据的敢想敢做，这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我们自己还要有自信。

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那儿附近有个小学，小学里有小院士，我们去了，他们就把他们的小发明给我们看，比如说，怎么给妈妈装鞋，保护书的罩子，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很好。那些学生还问我要电子邮件地址，还问我要密码。(笑声，掌声)

问：李院士，您好!您认为在学校读研与在研究所读研有什么不同?

答：在研究所读研接触实际的东西多一些，大学里学生比较多，我们所里有五百多职工，五百多学生，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博士。一个导师一年可以带三个博士，这些导师都是有课题的。所里的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强大学里学生理论基础好一些。我觉得各有各的长处，就像老外没有研究所，都是大学的研究所。其实人家就很不理解我们国家怎么研究所里还有生，好像觉得这个体系不太对。我们国家的现状就是这样，我们和国外最大的差距就是这个。(掌声)

问：李院士，您好!通过您这么多年从事冶金的经验，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我们北科大的学生和清华、上海交大等高校学生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答：我发现现在所有学生都存在一个问题，面试的时候我们问他，你最喜欢什么专业?你在哪个领域接触得最多?结果我们发现他连最喜欢的专业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有的学生提示他，他都答不出来。你说的这几所学校的学生都有这样的现象，现在大家积极考研只注意考试的科目而忽略了专业知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把专业知识学好。你英语考得再好，物理化学考得再好也不行，面试时专业知识太差，总和分数太差，也很难录取。我们就是这样要求的。有人入学考试的时候400多分，结果口试下来到了最后一名。有两个考400多分的学生我们最后就没录取，因为你专业知识差得太远，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先要答一个英文的试题，还要答一个笔试的专业基础试题，这些答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由六七个老师组成的专门的考试组，集体地问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要考研，你既要把英语学好，也要把专业基础知识学好，不要忽略专业知识，大学本来就只学到很少的专业知识，到实际工作时你会发现这些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是全面掌握了外语、专业知识和实验技术，工作起来上手就比较快，这是普遍的现象。以前北科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比较好，至少我们那几届是这样，我们1955年那届毕业的同学中，学校留下了第一名，第三名，我们所分配到的是第二，四名，我希望学校以后还是这样。谢谢!(热烈掌声)

本文收录于《校友讲坛》第一辑（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