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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直面困难,勇往直前——刘玠

直面困难,勇往直前

人物介绍

刘玠,男,安徽舒城人,生于1943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美国钢铁工程师协会会员。

刘玠校友1960年进入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学习,1964年9月进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行星轧机专业攻读研究生,1968年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工作。1973年-1976年,先后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日本东芝电气株式会社府中工场、新日铁大分制铁所学习。1976年回国后,参与武钢科技攻关,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985年5月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11月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1994年12月被中央调到当时已资不抵债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担任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面对困难,他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他的带领下,鞍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06年因年龄原因退出鞍钢领导岗位。

刘玠校友是我国冶金自动化及信息工程专家,长期从事冶金工业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数学模型的研究与开发,致力于重大冶金技术装备国产化的创新与实践。他主持的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作为鞍钢“九五”、“十五”技术改造的总负责人,他先后主持完成了“平改转”等一系列重大工艺装备的改造,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条自主集成的热连轧生产线和我国第一条自主集成的酸洗冷轧联合机组鞍钢1780mm大型宽带钢冷轧生产线,开创了国内自主研发和集成大型宽带钢热连轧和宽带钢冷轧生产线的先河,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访谈内容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回到母校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们在一起探讨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在五六年前,你们的书记、校长曾邀请我来学校和大家座谈一次,我当时答应了,但这个承诺一拖就是四五年。如今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从鞍钢党委书记、总经理这个岗位上退了下来,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来履行这个承诺,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谈一谈人生、事业、学习、工作等方面的问题,或许会对大家有所启发。我今年已经64岁了,回顾走过的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看看哪些是走得好的,哪些还是有问题的,觉得很有意义。

一、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代在复旦大学家属区里度过,接近小学毕业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曾经辗转到沈阳、哈尔滨,后来又回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的环境里,和教师的子女在一起,特别是上海这个大环境,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参加了上海长宁区“少年之家”的科技活动,当时我参加的是航模组,从做孔明灯开始,做各种飞机模型,于是就对航空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有一个理想,就是成为一名飞行工程师,这个

理想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同时,学校教育也启发我们:一个人在社会应该怎样生活?怎样来安排自己的一生?我逐渐感觉到一个人应该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基于这两点,我下决心要在这方面不断地努力。当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比如说“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组织的科技献礼,这些活动我们都参加。对我来讲,是非常有益的。当时的炼钢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就是把废的锅碗瓢盆砸碎了,放在一个砌得很小的反射炉里烧,弄成一个10-20公斤的小铁砣,打吧打吧,弄成一个方的铁砣砣,就算炼成了,检验时拿到砂轮上去磨,看看火花,是发红还是发白。那时,我们三个高中生还在一起装了一台示波器,作为一种科技献礼。从少年时代到高中毕业,就这样子。

然后就面临考大学。应该说我的高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学校,是直属教育部的一所中学。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生。我在班上的成绩,不算最好吧,也排在七八名之内,还算是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而且满怀着理想,一定要考飞机制造专业。当时我们一起搞航空模型的小朋友,已经有那么几个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系,他们也一再鼓励我说:“刘玠,你很适合搞飞机,欢迎你早一点到我们学校来。”我把招生简章都查遍了,全国所有的飞机制造专业,作为一二三四五志愿,全填了。当时也是很幼稚呀。我一共填了15个学校,就剩下最后一个,我们班主任找到我说:“刘玠呀,我们认为你很适合搞机械,你是不是应该填一个机械类的?”我想,既然老师说这个话了,那么最后一个志愿我就填了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为什么填武汉钢铁学院呢?因为我是1960年考大学,1958年我国大炼钢铁,武钢又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设的一个钢铁公司,因此我就报了武汉钢铁学院。考完以后,录取通知单一拿到,我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我被录取到最后一个专业,最后一个学校武汉钢铁学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满腔热情,一定要向作为一名飞机工程师的理想去努力,而且我的学习成绩应该说是不差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由于我父亲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了我。我们那一年升学呢,政治条件要求非常高,我们班上很多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考上很好的学校,北大呀、清华呀、南京大学呀。出身比较差的,成绩尽管很好的都考了比较差的学校,我还算比较幸运的,我还上了本科。这是后来我在入党之前党组织告诉我的。家庭的出身、父亲的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其实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问题,可当时对我产生了影响。

我16岁,不到17岁,离开了父母亲,一人走上了到武汉求学的道路。父亲花15块钱给我买了一个箱子和一床被子,拎了一个网线袋,网线袋里面一个脸盆、两双鞋子,鞋子是母亲做的布鞋。坐上了从上海到武汉的轮船。如何洗衣服也是临走时母亲教我的,因为在上海我从来不洗衣服,从来也不管自己的衣食住行。

二、武汉钢铁学院求学

到了武汉钢院一看,我的心更加地凉下来,因为武汉钢院的条件不如我们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条件好,一个大学的条件还没有一个中学的条件好。但是,我想成为飞机工程师的这个理想、这个愿望没有动摇。我仍然觉得总还有一个学习的条件,总还有一个大学的学习环境,学校的师资条件应该说还不算是很差的。因为当时的武汉钢铁学院经过一些院系调整,还有华中工学院转过来的系,机械系就是华中工学院转过来的,而且武汉钢铁学院前身是武昌高工,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张之洞时代建立的一个中专,资格是比较老的。所以当时我想,只要自己努力,仍然可以成为一名飞机工程师。我没有动摇,所以拼命刻苦地学习。但当时内心是苦闷的。面对非常意外的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冲击,感情上的冲击,自己当时接受不了的这样一种冲击。特别是当时又处于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都有浮肿呀、肝炎呀。我记得当时是四个人用一张票拿一个小脸盆去餐厅里领饭,饭领回来以后四个人分,谁都不愿意掌分饭的勺,当时不成文的规矩是谁掌勺,谁最后一个挑。条件艰苦,吃不饱饭。有一年国庆节,学校给每人发了半斤豆饼,就是黄豆、大豆榨油后剩下的那个东西,成饼状的,一般是用来喂牲口或是做肥料的。我不到半小时就吃完了,饥不择食啊。1961年、1962年最苦的时候,只能吃白水煮菜,油是没有的,就放点盐。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我想成为一名飞机工程师的理想仍激励我努力学习。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在大学里几乎都是优秀,当时是5分制,我记得只有一门功课是4分,其他所有的课都是5分。我们班上有一半的同学是调干的学生,就是从工作岗位抽上来再学习的同学,他们经常来请教我,求我帮助解答一下,我都不理解他们是如何听课的。我好像过目不忘,老师一讲,我都能够复述出来,都能够再讲一遍,特别是涉及飞机设计的关于机械原理、机械零件、材料力学及理论力学等课程。我就不理解,老师明明是讲过的,他们怎么记不住。

到了1963年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吃饱饭是没有多大问题了。那时好像是陈毅同志在广州有个讲话,要培养科技的尖子人才。武汉钢铁学院看我除了学习好,各方面基础也很好,就对我重点培养,专门委托一个老师指导我,这个老师曾经在北京钢铁学院苏联专家指导的研究生班学习过。我在大学时代就曾参与了钢铁公司的一些研究课题,主要研究初轧厂1600吨剪切机,研究它的动力学原理和它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到了大学快毕业时,学校动员我考研究生,父亲给我来了一份电报,希望我早一些参加工作。学校要我考研究生,想给学校创一个牌子,父亲要我早一点到生产实践中经受锻炼。我当时想,反正考不取父亲满意,考取了学校满意,所以无所谓,考不考得取对我来讲没关系,所以没什么思想包袱,就随大流,考就考吧。当时是1964年的春节,我参加了考试。记得当时考场在武汉大学,考了三天半,三门专业课,还考作文。考下来,我觉得比较轻松。5月份,北京钢铁学院要调我的毕业设计,征求我的学习专业能不能做一些修改。7月份接到录取通知书,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读研究生。这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这辈子想做飞机工程师的理想算是破灭了,我放弃了这个理想。

三、北京钢铁学院求学

到了北京钢铁学院,当然条件要比武汉钢铁学院好得多了。我除了努力学习,就是锻炼身体。每天就是学习、锻炼身体,然后就是考虑自己研究生的课题如何来完成。我的课题方向是行星轧机。这一届同时录取了三个研究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专业基础的培训后,老师又把我们派到重钢三厂参与生产实践,在重钢三厂配合开展科研活动。科学技术对我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又迷上了轧钢、机械等许多科学技术、科学知识,一心一意想在这一方面做一点成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校的教学方针是很正确的,学校非常重视生产实践活动,在生产活动中培养学生。学生一面学技术课,一面进行科学设计,又能在现场搞科研,我们收获很大。

没有想到,1964年进校,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出身不好,又遇到了新的挫折和冲击。我们又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研究生制度被砸烂,我们受到批判。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有一次,我从宿舍出来准备去锻炼,突然一个石头子砸了过来,恰巧砸在我的嘴唇上,顿时鲜血直流,我被送到北医三院,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正在武斗。我当时思想上非常迷惘,也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一种前景,什么样一种生活,什么样一种发展。

1966年大串联,我们从北京丰台上火车,火车上挤满了人,我只能躺在三人座位的下面,不吃不喝到西安。从西安出来到延安,看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非常震撼,山是荒山,延河水光脚就可以淌过去的,就在这么一个荒山僻野,我们的党中央和敬爱的毛主席带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竟开创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根据地。后来我们又从成都步行到重庆,共走了8天。最后一天,也是我人生的最高纪录,走了158里,从早上不到5点开始,一直走到晚上9点多,连走带跑,走到了重庆原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囚禁我们地下党员的那个白公馆、渣滓洞,走到歌乐山,到最后一步也走不动了,住在重庆大学。这段人生经历使我们经受了思想、毅力、体质各方面的锻炼。

四、武钢的难忘岁月

1.钳工生活

1968年毕业,因为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是处理品,被处理到了武钢,在一线当了一名钳工。我当时什么理想呀、信念呀都没有了,“七上八下”早上七点上班,八点下班,到厂里报个到就回家了。不过当时和工人师傅在一起也另有一种乐趣,我们小组成员相处得非常好,亲如兄弟。那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猪肉供应是计划的,蛋供应是计划的,鱼供应也是计划的,经济上比较紧张。正好武钢后面有一条小沟,武钢排出去的热水到了那里,11月份,天有点冷了,热水把鱼吸引来了,我们小组的同志下了班就到那里去捉鱼,在那个时候大家练就了一身捉鱼的本领。(笑声)在厂里的四年,我有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感受,帮同志们修自行车,自己做一些手工工具,也搞一些小改小革。我要特别讲一下,我当时在武钢的轧板厂,大立辊轧机有一个轴承,轴承的螺母老坏,我发现那是支撑它的装置有问题,因此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给它设计了一个支撑装置,设计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螺丝,取得了成功。我那几天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研究生学的知识,真正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了,这是第一次。虽然没什么太深的理论,但自己亲手设计的东西应用在上面获得了成功,有一种极大的幸福感。同学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很重要,但很粗浅,真正用在生产实践中,知识是十分可贵的,对一生起很大作用。到武钢去以后,在下面当了四年钳工,我想这一辈子要和工人同志在一起了,做一辈子工人了。

我记得有两件事情。一是当时车间交给我们小组一个任务,有一个600吨的剪切机下面的一个平衡装置坏了,要我们去换里面的轴承,给我们是两个班一一16个小时完成任务。当时我和我们班组两个师傅在一起,一共三个人,我动了动脑筋,两个小时把它换好了,16小时的活,2个小时就换好了。当时是包时的,换好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刚刚上班不到两个小时就走了,车间主任问,你们怎么走了?我说:“我们干完了,你去看。”挺得意的,觉得搞技术动脑筋有甜头。二是大立辊传动系统的改造,侧压丝母磨损很快,每2~3个月就要换一次。我们搞了一个革新,一年也不磨损,大家也觉得很不错,而且构思很特殊,我又一次感到技术不是没有用的。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我觉得虽然是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政治气氛,我作为一个钳工,技术仍然被大家所看重,仍然是实现了知识的价值,增强了我搞技术、搞科研的信心。(掌声)

2.重返学校学习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机遇来了。1973年,国家决定在武钢引进1700轧机系统,引进热轧、冷轧、硅钢片和连铸,叫做三厂一车间,这样一个国家决策的项目,要花40亿人民币。我们国家还处在落后、贫困的情况下,拿出40亿引进的现代化三厂一车间,需要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从事这个工程建设,同时也需要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知识的操作人才。冶金部成立一个训练班,由北京钢铁学院孙一康教授来主持,我被抽去协助孙教授开办连轧机学习班。从工厂的一个钳工抽出去参加这样一个培训班,对我来讲,这是一生中又一次很大的转折。筹备了半年,包括教材、实验设备、教学的各种环境、条件。

筹备完了以后,公司通知我们说你们就留下来学习吧,于是我们就作为学员参加了北京钢铁学院连轧机学习班的学习,学一年。这一年学什么呢?学电子计算机。我从一个学机械的技术人员转去学电子计算机,专业上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弯。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子计算机,从二进制开始学习,开始进入到我现在作为工程院院士的这一个专业。那时候已经是1975年了,我1943出生的,当时已经32岁了,32岁才改专业,才进入到我现在这个专业。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进入到电子计算机这个专业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讲,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现在回忆起来,离开了学校这么长时间,又回到学校来学习,确实想好好学习,如鱼得水呀,感觉到非常充实,生活充满乐趣。一年的学习,学了微分方程、数理统计、高等代数、电子计算机基本原理、程序设计,所有有关计算机的课程几乎都学了。

一年很快就结束了,公司又把我派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日语,这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在中学时学的俄语,研究生学了半年第二外语英语,学了一点,因为"文化大革命”,也就丢掉了。又来学日语,而且组织上给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说你们是到语言学院来学习的,学完以后,要达到日语翻译这个水平。大家想一想,当时那个环境,每周半天劳动,半天政治学习,实实在在的学习日语时间,每周也就有5天时间。起早贪黑,6点钟就起来开始背句型,背单词,当中又去了一个月学军,到山西学军,又参加北京高校运动会。当时我们语言学院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中国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些学外语的,短训班的,本来我的运动成绩马马虎虎,是绝对上不了北京高等学校的运动会,结果我还被选为代表语言学院的中国学生参加北京高校运动会200米短跑,又准备运动会,所以,真正算起来,学日语的时间不长。1974年9月入学,1975年5月份就出国了。把我派去日本进修计算机一年,这又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记得当时在首都机场登上波音707飞机,飞往日本的时候,回头看一看祖国大地,真不知道这去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来迎接我们。(掌声)

3.留学日本

第一次出国,思想上高度紧张,感觉好像去了一个敌国。(笑声)日本当时跟我们刚建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有报效祖国、好好学习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也有难以预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担忧,就到了日本,在东芝学习半年。当时我的日语是我们学计算机专业的10位同学中(我们去了10个人)最好的,我至少生活上买个东西呀还能够对付,但是绝对看不了日语的计算机专业书籍,不具备这个水平。那么短的时间,从日语的假名开始学起,再加上刚才说的参加各种活动占去很多时间,日语还没有达到多高的程度。到了日本,给我们配了一名翻译,这个翻译是学日语的,但计算机日语他没学过,计算机专业的专业词汇他是不懂的,他也是翻译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他自己也告饶,他说“我翻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笑声)有时候他没办法,我还得上去凑合试验一把,但实际上也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所以前三四个月我们是学了个稀里糊涂,乱七八糟,也不知道学了些什么东西。

日本东芝的老师,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严厉、最不讲道理的一个老师,他叫宫崎保昭,留个小胡子,很典型的一个日本人,每天上课的时候,那个傲慢劲就甭说了。他不讲课,这么厚的一本书,说你们给我讲,今天刘玠先生,你准备讲第一章,明天曹先生你准备第二章。学计算机,北京钢院一年的基本知识,语言学院5个月的日语,就这点基础,而且不同机型的计算机完全是两回事情。我们在北京学的是首钢的HOC510,是德国的机型,他现在要教我们的是日本东芝的机型,而且学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心脏,是最难学的东西。翻译不行,老师又不讲课,而且我们去日本之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引进了德国的计算机,后来开不起来,继续找德国人来开,德国人来维护,德国人来保产;我们太钢引进了计算机,“文化大革命”时变成一堆废铁。计算机作为1700轧机的灵魂,作为1700轧机的大脑,如果在我们手上不能转起来,我们是愧对祖国、愧对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当时是拼命学习,早上六七点钟起来,常常是凌晨三点钟睡觉,一天也就是睡两三个小时觉。同志们,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在东芝的半年时间,几乎天天都是这样。(掌声)当时我们出国伙食费是实报实销的,吃是吃的非常非常好,我们吃、住在东京立川饭店。

三个月过去了,老师仍然是不讲课,我们也仍然学的一塌糊涂。东芝方面也感觉到问题严重了,向中方提出,你们这10个人,基础太差,没有办法培养,请你们重新派人来学习,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或者说这样一种警告。他们说,你们最起码应该派副教授以上级别的人来学习。我们提出来你们老师要讲课,你要给我们提纲挈领地讲一讲要点。那个宫崎保昭老师就讲:"哪个国家的来培养,我们都这样,美国的、韩国的、我们日本的,都是这样,你们中国人也不例外。”宫崎保昭老师倔得不得了,但现在看起来这个老师还是对我们很友好,他很有日本人那一套礼貌。讲个小插曲,我们要尊敬老师,希望他更好地传真经,很尊敬他。把我们自己带的好茶叶,给他沏上茶,他也很爱喝,再说他也很有礼貌,我们只要把茶一倒上,他很快就把茶喝了,我们就再倒,他就再喝,一个半天下来,他至少是两壶开水,动不动就要上厕所。而且有时候我们倒上茶,已经到点下课了,他走出门外,一看茶还没喝完,回来把茶喝完再走。我们有上计算机做实验的要求,他是有求必应,但就是有一条,不讲课。他说,我这种教学方法,你们今后一辈子想忘,你们也忘不了。确实我现在牢牢记住他了。(笑声)同志们,当时,我们站在哪个地方都能睡着了,疲倦到极点。就是这样子,他还要我们回国,换人重新来,当然国内不能同意,再说国内也没有适合的人来,我们的专家不可能来学他的东西,我们的教授不可能来学他的东西,再说我们这些人也是国内拔尖拔出来的。

经过三四个月,到了五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渐渐品到了计算机的味道,掌握了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一些实质。到了我们半年毕业的时候,这个宫崎保昭老师给我们讲,你们现在已经飞离地面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至于说将来飞多高,那是你们自己今后的努力。如果我们需要上机,如果我们提的问题非常关键,他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而且让你上机去做实验。现在回想起来,要非常感谢这个老师,在日本东芝学的东西想忘也忘不了。我在鞍钢设计院,给他们讲过一课,没有什么准备,就可以给他们讲。真是由于这样一种教学方法,逼得我们非得努力学习。这个宫崎保昭老师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最严厉、最最奇怪的老师,但我认为教学效果最好的老师。我后来专门去看过他。我后来的成功跟这段半年的培训、努力学习有很重要的关系。

以后我们又到了新日铁大分制铁所,又实习了四个多月,回国了。从日本的学习开始我真正进入了我后来有所成绩、有所成就的领域。同志们可以想想,一个人的一生,你的成功在何处?我想还是应该顺应国家的需要,形势的发展。(热烈掌声)

4.回国后的科技攻关

回国后,我就参与1700工程。我们当时引进这套计算机系统、这样的1700轧机是国内破天荒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亲自过问的,是国内一件大事,当时花了40多个亿引进这套设备。回国以后,国内又组织了一些专家,东北大学的李华天教授,北京钢院的孙一康教授,都到了武钢,作为专家参与这个工程。但是对这个轧机,对这个计算机控制系统,有两个环节我们并没有掌握,一个环节是数学模型,当时日本人只卖8个钢种的模型,不教我们建模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想轧别的钢种,那就得自己摸索;第二个环节,这套软件的开发,不卖给我们,他只卖结果,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挑战。

如何为国争光,如何让1700轧机不仅仅是引进,而且让它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从我们去日本学习开始,就憋着一股劲,就是要开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数学模型,我们自己的计算机软件系统。这套轧机在大家的努力下投产了,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但是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个数学模型的建模问题,如何开发新的钢种,特别是我国的一些钢种,作为国家的机密,还不能告诉日本,告诉国外,必须依靠自己。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做实验、做研究、做探索,从每一个细小的数据开始分析,拿试样到实验室做实验,到北京钢院做实验,到北京航空学院做实验。经过差不多三四年的努力,我们自己开发的模型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我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个成果:自产钢数学模型,我当时作为数模组的组长主持了这个科研项目,这是我们开始做的一点非常初步的尝试。

我觉得当时有执著的精神鼓舞自己,跟我在青少年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班组劳动中得到的锻炼是分不开的。后来,我们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给我们提供的模型的缺点进行再分析。因为一个事物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用新的要求去分析它,总会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缺点,对它的缺点总可以找到一点改进的办法,对它的模型加以改进。日本告诉我们的是教科书上的、日立制作所池田茂研发出来的模型,我们发现这个模型有它的缺陷,加以修改,通过实验和生产实践,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数学模型,在热轧数学模型上有了新的突破,此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自己掌握了建模的方法。这个成果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个是自产钢数学模型,创效大概是30多万元,而第二个成果,这个数学模型创造的直接效益不是很高,但是它的技术含量很高。

从1979年投产到1989年,这个计算机系统运行10年了。当时日本人的保证期是10年,10年以后不再保证,所有的备件几平已经是不再生产了。对我们来讲,就面临计算机需要更新换代,这时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计算机的配件极其昂贵。我们当时用的计算机内存还是48kW的磁芯存储器,当时已经不生产了,要买非常贵,比买一台计算机还要贵,怎么办?再说那个时候计算机的发展突飞猛进,计算机的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当时轧钢厂的生产节奏需要,节奏大大提高了,设计是302万吨,当时已经达到了350万吨,节奏提高,钢种扩大了,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系统就要更新换代了。我们向东芝询价,东芝提出来3800万美元给换掉,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引进的时候,整个这套计算机系统是500万美元,现在要换代,我们做的概算也就是500万美元,东芝提出3800万美元,难以接受。

这怎么办,我们向国家计委报告,国家计委派了一批航天工程中发射卫星的专家和发射导弹的专家,"我们导弹、卫星都上天了,你们的计算机我们研究不了?没问题的。”就派了一批专家到武钢去考察了一两个星期,结论是:隔行如隔山。怎么办,还得自己研究。于是我们再找美国GE,美国GE提出来:“你要先答应用我的,我再给你报价。”我们怎么能同意呢?如果我们同意用他的,他再来个几千万的报价,你不是死在他这里了吗?吊死在他这棵树上了吗?不可能。因此,GE谈不成。我们又找了三菱,三菱电机提出来我可以给你承担一部分,但是和东芝设备的接口必须要东芝来完成,又卡了一个环节。于是我们又找了西屋,美国的Westinghouse。西屋当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它的战略决策发生了重大的失误,它把主要的资本都投到了核电站控制系统。当时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现了核泄露,全世界都在反省核电站的安全性,它的市场一下子萎缩,所以它的经济非常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请它参与计算机更新换代,它姿态非常低,合作愿望非常强,也报了个1500多万美元。在这几家比价,最后落到了三菱和西屋。我们和西屋谈,硬件买你的,软件我们自己来开发,以500多万美元成交。北京钢铁学院、武汉钢铁公司、重庆设计院…可以说把国内许多优秀人员都组织起来,参与这个软件的开发。我的家属都为我提心吊胆,当时我作为武钢的副总经理,我承担这个责任。当时的总经理是黄墨滨,黄老问有没有什么风险?我说应该说没有大的风险,无非是新系统不成功,老系统再继续运行,但是这个险非要冒不可,要不然就跪倒在外国人面前了。

我们四五十个人就到了美国,去参与编程。实际上,这也是和外国的一个斗争。我们每天的编程,西屋都拷贝下来,因为西屋用于热轧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软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老东西了,新的软件它也没有,它就想利用我们这个工程为它开发软件。我们发现了,我们走以后他们仍在加班,而且第二天还要问我们这个,问我们那个。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没那么傻,我们的工程师每天下班都把自己编的东西改得乱七八糟。有一天星期一,我们上班了,西屋的工程师就质问我们,你们星期五搞了些什么名堂,昨天为什么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转不起来?我们说这是我们开发的软件,我们没有义务给你们提供。(掌声)

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热轧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软件完全由我们中方来完成,西屋提供了硬件系统。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钢铁工业来讲是最具有代表性、技术难度最大的、效益最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攻关,我们国内自己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正是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最具有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由自己来开发,承担主要的责任,才能既创造这么好的经济效益,又使我们的技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掌声)

这个成果后来转让给太原钢铁公司、梅山钢铁公司。太钢从日本日新制铁买了一套二手设备,这套二手设备800万美元,拆迁回来到家大概1500万美元,但是计算机系统是东芝的,太钢向日本询价说你给我更新计算机系统,日本方面报了一个4500万美元。当时冶金部副部长王汝林同志把我叫到了北京,他说刘玠呀,日方报出4500万美元,还不包括整条线的计算机系统,还是局部的,你刘玠有没有金刚钻,能不能揽这个瓷器活?我说没问题。王部长拍板,好,交给你刘玠,干不成拿你刘玠试问。当时我们武钢的项目还只是在美国调试成功,并没有用到现场。但我们觉得还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调试已经基本完成了,试验已经完全成功了。无非是拿到现场,当然这还是有个技术问题,但这个技术问题关键的部分已经解决了。当时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新的一套运行,老的一套也不拆,也运行,先调新,新的调完了拿下来,用老的生产,然后利用休息时间,把老的拆下来,新的装上去。但是事情也非常巧合,就在我们的新系统运行基本上取得成功以后,武钢热轧厂一场大火把老系统全部烧毁,当时我听到现场出了火灾以后,浑身发抖呀。(笑声)后来回想起来,亏得我们的新系统完成了,要不然武钢会有难以承受的损失,半年以上不能生产呀,300多万吨钢材,全局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系统经受住了考验,正常运行,取得了成功,就这个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梅山又买了一套二手设备,是新日铁的,新日铁报价5000万美元,更新计算机系统,要的更高。于是也来找我们,问能不能完成,我们说,可以完成,但是硬件需要买西屋的。太钢问西屋买硬件,西屋同意了,花了不到300万美元。梅山再问它买硬件,它不同意了,它说我不卖,我是卖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不再单卖你这个硬件了。结果呢,硬件、软件全包给了西屋,西屋反过来买我们的软件,它花了不到200万美元,我们卖给它整套软件,这是我们这套软件向国外输出,走出的崭新一步。我自己的体会是,在这些困难面前,伴随着机遇,伴随着挑战,看你如何来面对。(热烈掌声)

五、鞍钢的艰苦创业

1994年,组织上派我到鞍钢来担任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这中间也有一些过程。1993年中央曾想把我调任湖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我当时表示希望继续从事企业工作,中央同意了。后来,冶金部又想把我调到北京钢铁研究院当院长,我又觉得专业不太对,我还是希望在企业干。那么在1994年底,中央把我调到鞍钢,我觉得事不过三呀,老老实实就到了鞍山钢铁公司。

大家知道,鞍钢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发不出工资,没有钱买煤,靠职工集资买煤,高炉被迫停了两座,资金短缺,集资买煤,人欠138亿,欠人86亿,我们所有者权益,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只有125亿,鞍钢濒于破产倒闭。50万人靠800万吨钢、600万吨材来吃饭,很难维持下去。19.2万名全民职工、18.5名集体职工、12万名退休职工。那么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呢?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50,而且企业还办许多社会机构,有十几个医疗单位,有十几所中小学,有八十多个度假村,是这么一个局面。有人说国有企业除了殡仪馆没有,其他什么都有,鞍钢连殡仪馆都有。我到了鞍钢以后,很多人都说"你是跳进一个火坑了,这个鞍钢迟早要完了。“我到鞍钢遇到这样一个局面,而且我从一个搞技术为主,到了这里来,又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担任鞍钢的主要领导,从搞技术转到搞管理。从和技术打交道,到主要和人打交道,对我是新的挑战。但是我没有丧失信心,可能我这个人一贯都是这样,遇到这种困难的事多了,总觉得还是有路可走。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困难面前,决不能够回避,决不能够低头,绝不能够不勇敢面对,如果不勇敢地面对,后果更难以设想。

所以到了鞍钢以后,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抓"三改一加强”,扎扎实实地去推进我们的改革,推进我们的改造,推进我们的企业管理,我想终会走出困境。虽然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信心。当时的副总会计师蔡昌义同志跟我讲:“刘总啊,鞍钢的财务情况我看是完了"。尽管连他都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我想讲其中一些插曲和同志们一起共同来讨论。我想讲钱从哪里来。1995年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我参加了,记者问:“请问刘玠总经理,国有企业不改造,装备落后叫做等死,搞改造,要借钱,付不起利息,叫做找死,你怎么看?"我回答说“既不找死,也不等死,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掌声)我在鞍钢工作了12年,直到今年1月16日由于年龄的关系退出了领导街位。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我们走出来了,现在鞍钢的情况非常好,现在钢铁板块中鞍钢的股票价格是最高的。当时我作为鞍钢公司的董事长,买了5000股,时价是3.90元,大概花了两万元钱,现在我股票的价值30多万,这就说明形势非常好。

1.两个方面的对策

那么遇到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对策,一个是制订一个改革方案;另一个是制订一个改造方案。因为不改革,鞍钢的体制、机制活不了;不改造,鞍钢的装备水平、产品结构提高不了,必须抓这两个方面。

改革的方案主要是解决责、权、利统一的问题,如果责任、权利、利益不能有机融合统一在一起的话,肯定是办不好的,他负责、你得利、他有权,这个情况显然是不好的。我们先用两个矿山作试点,这两个矿山一年亏损8个多亿。如果这两个矿山不生产,只发工资,大概只损失3个亿。也就是说,多花了5个亿,换了一个表面的繁荣,效益是没有的,是亏损的,情况很糟糕。因此,我们给这两个矿山制定了一个三年扭亏、独立核算、奖金挂钩和工资挂钩方案。当然这个阻力很大,很多人想不通,但是不干也得干。实践证明这两个矿山都完成了我们的任务。而且我们还说完成了任务矿山领导可以获得鞍钢劳动模范的称号,并且工资可以涨两级。实际上他们都获得了劳动模范称号,工资也涨了,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一旦用市场经济的体制来运作的话,马上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就是沿着这条路,鞍钢在改革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走入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轨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热烈掌声)

第二个就是改造方案。改造方案的关键问题是钱从哪来。我们给国务院打了报告,直接找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宝钢是国家给了近200亿的资本,不要利息的,武钢是国家了一条1700轧机,首钢是国家给了一个产品的自销权。可能同学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市场双轨制,国家计划的钢材价格很低,市场的钢材价格很高,他可以多销,他自己有权销,他就有钱了。鞍钢是既没有国家资本金,也没有自销权,所以鞍钢困难。朱镕基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有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说:"鞍钢资本金注入的问题需要统筹良策,予以研究。“我们觉得有希望了,没多久第二次批示来了"鞍钢资本金注入问题,看来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难以通过。唯一的途径是发行股票到香港上市。”

2.鞍钢上市筹资

也就是说钱从哪里来,只能靠我们鞍钢自己走股份制,到市场上去融资。得到朱镕基同志的批示后,我们有了一线希望,但是希望渺茫。为什么呢?因为鞍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的东西上市,整体上市不可能,当时还是亏损局面,谁信赖鞍钢?想来想去只有包装上市。把鞍钢仅有的,比较好一点的家底包装起来上市,把包袱全部背过来。上市三条生产线:一条线就是从日本”住友金属”买来的二手厚板轧机,一条是从“美钢联"买来的二手线材轧机,一条是从德国”蒂森克虏伯”买的二手冷轧机。三条线凑起来,然后把债务全部背过来,把富余人员全部背过来,他们精装上阵、轻装上市。当时很困难,到英国、新加坡、香港、美国,各地都很奇怪,从来没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上市公司。他们搞不懂了,他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很了解,企业包袱很重,负担很重,而鞍钢这家上市企业,连历史包袱都没有,觉得很奇怪。

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是香港回归后第一家上市企业。上市就遇到问题了,股民不愿意买。卖掉了一部分,还有三千多万股卖不出去,面临着发行失败的危险。正好朱镕基总理来视察,8月份我向总理汇报、向冶金部刘淇部长汇报、向辽宁省委书记汇报,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发行失败的话,后果很严重,一切努力都成泡影。后来据说是光大集团买了我们没卖出去的三千多万股的股票,发行才成功了。我们一共发行8.9亿H股,3亿A股,筹集了26亿元资金。26亿对现在的鞍钢来讲就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去年我们光利润这项就有113个亿。但就是当时的26亿救命稻草救了鞍钢。鞍钢就拿着26亿开始进行技术改造,开始展开了这么一个进程。鞍钢制定了一个“九五”的规划,国家批准的是230多亿,我们只有26亿,那200个亿从哪里来,情况非常艰难。没钱呀,我们工资都发不出去。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到了每个月的十一号我就坐立不安,要筹钱发工资了,欠工人的工资是不行的。另外还借了工人的债,大家生怕鞍钢倒闭了,钱还不出来。一些职工老是跟我说:“刘总,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笑声)

3.平炉改转炉

当时国家经贸委在邯钢组织了一个学邯钢经验交流会,要我们去发言,我记得好像是1996年初到邯钢,我是第一次去。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平炉车间改转炉。大家都反对,说没有成功的经验,改也是不成功的。国外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当时鞍钢的年产量是800万吨钢,平炉钢占了530万吨,转炉钢也就270万吨,平炉钢是很落后的,要烧重油,靠重油来冶炼。当时我们的一炼钢、二炼钢厂是平炉钢厂,都处在亏损状态,亏损1-2个亿,而且还烧重油,重油当时的价钱一高再高,从900元/吨涨到1300元/吨,甚至更高,而且重油还买不到。我记得我们不得不到辽河油田去买原油来烧。炼钢的成本非常高,钢的质量非常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逼着我们没有别的出路,非要在平炉上做文章。到了邯钢一看,邯钢30吨的转炉,它的厂房和我们平炉的厂房几乎是一样,它的吊车轨道标高是18米,我们是18.5米,平炉厂房比较矮,转炉厂房要求比较高,因此回来以后,我就召集一炼钢厂、二炼钢厂长开会,说你们这两个炼钢厂能不能平炉厂房改转炉?一炼钢、二炼钢厂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炼钢的厂长袁洪发说:“我们有积极性”。为什么?他没有别的出路:二炼钢的厂长王树栋说:“我们这里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规划已经有二炼钢厂易地改造的方案,他的出路已经有了。所以在困难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出路的他没有积极性,没有出路的他有积极性。(笑声)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下结合,再加上鞍钢设计院的努力,我们在平炉改转炉这个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大修一个平炉的修理费5000万。因为我们当时的权力就是5000万,要花更大的钱改造,要报国家批准。设计院做出个7000万的设计,我说好,超过5000万的责任我来负,干!其实只要稍稍动动脑筋,这个方法就出来了,点穿这个纸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平炉厂房18米,转炉高要求35米,怎么办,旁边建一个偏厦,偏厦建35米,然后铁水渡过来,到35米跨炼,炼完了再渡回来,就采取这样一个过去我们住房困难,老百姓都想得出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困难,但是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每吨钢成本降100元,一年500万吨钢,5个亿。同志们,鞍钢的技术改造在此有了重大的突破,我认为这是鞍钢技术改造的里程碑,由于平炉改成转炉,才可以实现连铸,由于实现了连铸,才可以给后面热轧厂创造了条件,如果夸大地说,虽然经济效益也就5个亿,但是使鞍钢起死回生。(热烈掌声)

我们从平炉改转炉,总结了一条鞍钢技术改造的路叫做“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高起点”,照小平同志视察鞍钢时的教导,要改就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要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武装我们;“少投入",鞍钢这样的企业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同样的项目就必须用兄弟企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投资。我们改平炉,年产500万吨能力的,实际现在可以达到600-700万吨,这样能力的转炉炼钢厂,我们只花了5.2个亿,不到一年收回全部投资。鞍钢的1780、1700热连轧,我们在武钢取得的成果,在鞍钢继续开花结果。我们实现了硬件、软件、基建、电气全部国产化的1700连铸连轧,投资12-13亿,一年创效就要超过12~13;我们用二分之一的投资,实现了1780的技术改造,装备水平不差,而且还要高,我们花了43亿实现了1780的更新换代改造,这条生产线不到三年现在已经完全收回投资。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我们实现了全连铸,实现二冷轧的生产线,实现了我们其它包括镀锌线、彩板线、包括现在将要开工的硅钢片生产线,鞍钢的技术改造就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就是面对这样一种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眼睛向内,挖掘自身潜力,迎难而上。(掌声)

4.1780热连轧机的改造

下面讲1780热连轧机的改造,这次改造有戏剧性的一幕。“九五”规划里面,当时国家投资85.6亿准备规划改造我们的半连轧。半连轧厂实际上1985年已经进行过改造,但改造不成功、不彻底,产品质量任然不能提高,就准备重新花钱进行改造。1995年,冶金部在鞍钢开了一个发展战略研讨会,大家知道我们花85.6亿改造半连轧厂,说如果能用85.6个亿把半连轧改造拿下来,就是好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兄弟企业建了一个热连轧机花了91亿,你85.6亿能把半连轧拿来下来,那真是太好了。那这85.6亿从哪里来呀?工行说,你们鞍钢现在这个情况不能再借钱给你们了,再说借钱,我不是找死呀。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曾经到日本去考察,日本川崎的千叶新添了一个热连轧机,千叶三号,他们那个旧的千叶二号,准备卖掉,把我找去了说“把它改造好卖给你,两亿美元。”我想这么贵,不如买新的。因为太钢的1549项目,我做的,才800万美元,所有加在一起一千多万美元。再说,鞍钢已经从美钢联买了一个二手的线材轧机,从日本的住友买了一个二手的厚板轧机,从德国蒂森克虏伯买了一个二手的冷轧机。如果我现在又买一个二手的热连轧机,实在不好交代。当时找商家谈判,美国的GE公司和意大利的达尼利合作报价、西马克和西门子合作报价、三菱报价三家谈。谈了一年多,没谈妥,逼我们想自己干。我在武钢做1700轧机的时候,就梦想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热连轧机,我想机会终于到了。但是我是初到鞍钢,人生地不熟,我下这个决心风险太大,觉得先不这么干,先谈。谈到最后,西门子、西马克报了2.3~2.4亿美元,三菱报了2.1亿美元。怎么办?最后,我们找西门子、西马克来谈,和他们说比三菱贵了两千万,我不买你的;找三菱谈,说你们水平比人家西门子、西马克低,价格也不便宜。那天晚上一直谈到凌晨两三点钟,我跟三菱的那个日本人谈,你给我砍五百万美元,如果你不接受,你就走人。日本的那个首席代表听我那么压价,脸一下子垮了下来,立即摇头说.“刘玠先生呀,没有这个价格呀。“那我说:“你就走人。“第二天早上他电话通知我,接受这个价格。后来再加上我们又取消了一些项目,最后花了1.9亿美元完成了这个项目。那个1780连轧机的改造项目,我们当时只花了38亿人民币完成了改造,是兄弟企业的一半还不到,最后再加上其他一些项目,我们共花了43亿。

这个项目的成功,进一步增强了推进改造的信心。因为这个1780花了85.6亿除以2这个钱,我们达到了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用4~5年的时间收回投资,才能够振兴我们的鞍钢,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否则的话,我们真是找死了。(热烈掌声)

5.鞍钢的1700改造

有了这样的经验,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在1780改造的同时,我们就提出要自己建一条热连轧。正好原来要淘汰的热连轧有一些设备还是可以用的,卷取机是新的,厂房是可以用的,吊车是可以用的。我们就利用这个条件,提出来再花十个亿,再建一条自己的有知识产权的热连轧机。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计算机的硬件设备,人家不卖给我们,怎么办呢?实际上,以孙一康教授为首的科研小组,从武钢1700改造那个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开创自己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后来我们获得了成功,我们发现在国际上计算机控制系统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标准的插件,而且有些轧线已经采用了。我们沿用这样的方法,在国际市场上买一些我们需要的插件,自己组装成了一个控制器,获得了成功。组织北京钢铁学院、鞍钢设计院、鞍钢生产线上的同志,联合开发完成了热连轧这一套硬件控制系统,研究成功后,我们更加有信心开发这一套热连轧机。和一重合作,完成了鞍钢1700的改造就是利用淘汰来的部分设备,一重再制造一些新轧机,再把控制系统用上,我们用11.7亿完成了1700热连轧这样一条生产线的改造,就这样花了11.7亿建了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热连轧机。硬件系统是自己开发的,软件系统就更不用说了。轧机是国产的,当然一些检测仪表之类我们从国外引进,装备水平很高。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冶金科技进步特等奖。

就是在鞍钢创新体制上,在1780和日本合作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培养锻炼了一支队伍。我们的1700不是抄袭日本的1780,我们的控制思想、机械结构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掌握了知识,培养了队伍。开发成功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还开发了2150,又向济钢输送一套1700,全是自己做。前不久,济钢的老总来向我表示感谢,他们的本钱基本上已经收回了。(掌声)

6.冷轧机的开发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讲我们冷轧机的开发。冷连轧机系统在国内从来没人敢碰,国内的冷连轧机是进口的,武钢和宝钢都是进口的。在热连轧计算机控制系统开发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有信心开发冷轧机。鞍钢原来二手的冷连轧机是四个机架,为了提高产量,提高装备的水平,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我们向德国西德马克提出增加一个机架,同时把酸洗线和轧机连在一起,形成一个酸连机组的想法。完成了这样一个改造,是德国人主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当时想轧机是德国人设计的,中国人制造的,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一套冷连轧机呢?提出了这么一个设想。一重的同志们说:“轧机没有问题,可以自己做,我们自己已经做了一架轧机,无非再做五个机架,但计算机控制系统不行。”我们找了武汉设计院,他们做了武钢和宝钢的冷连轧机,武汉设计院的同志说有五个方面过不了关:工艺规格书、设备规格书、自动控制系统、板形模型和动态变规格。我经过分析,觉得在理论上都没有问题,无非是没有人敢吃这个螃蟹。因此,我对同志们说:“无非就是五个方面,你们干,出了问题、捅了娄子,我负责,干成了,成果是大家的,怎么样?”这时候大家都非常有信心,都说没问题。实践证明,我们中国人并不笨,我们非常聪明,我们1780冷连轧机花了16个亿完成了技术改造,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这里面有许多技术难题,许多攻关项目,在鉴定会上,宝钢的老总提出:“你到底花了多少钱?”我跟他讲:“16亿还说多了,不到16亿。”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生产这条线的同时,西马克天天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试验得怎么样,我们一旦成功,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立刻下来,我们16亿,西马克要50多亿,利润太大了。我们完成了冷连轧的技术改造的同时,又掌握了这套核心技术。现在,鞍钢完成了六条冷连轧和四条热连轧的改造,全是我们自己干的,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鞍钢就是靠着这样一种敢于创新、敢于攀登科技高峰的精神,取得了如今的成绩。

7.鞍钢新貌

前不久我写一个述职报告,给大家说一下。1994年鞍钢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126亿,这12年,消化了潜亏、挂账、呆死坏账142个亿。如果这142个亿不消化,而要去还人家的话,是要资不抵债的,这是第—个概念。第二个概念,现在鞍钢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是510亿。也就是说,这12年,我创造了700多亿,消化了142亿,还剩510亿资产。第三个概念,鞍钢依靠自己的力量,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形成高效益、集约发展,这几年90%以上的装备全部更新,脱胎换骨,换了一个崭新的鞍钢。第四个概念,我们效益提高了30多倍,从原来亏损,到2006年利润113亿,2007年1~8月份鞍钢的利润已经超过了100亿。鞍钢职工的收入从1994年平均年收入不足8000元,到2006年收入超过31000元。现在愁的不是工资发不出去,而是愁职工买的私家车没有地方停的问题。我这里顺便做一个广告宣传,如果大家去鞍钢工作的话,待遇是非常丰厚的。除了刚才我谈到的改造以外,改革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成立了九个相对控股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这些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包括建设公司、实业公司、机械制造公司、汽车运输公司等等。我们的钢铁主业的人员,从原来的10万人减少到现在的2.5万人;从原来乌烟瘴气变成蓝天白云、绿树成荫的花园式工厂。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有60亿吨储量的矿山,现在国际市场矿石资源很紧张,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矿山很漂亮,现在正好是水果收获的季节,有苹果、梨等等。我们把矿石开发出来以后,重新泥土覆盖,重新绿化,变成了一个绿树成荫的矿山。就是靠我们的双手,敢于面对所有前所未有的困难,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这样—种奇迹。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现场问答

问:刘总,您好!我们是在校大学生,总会有一天步入到社会、企业的工作岗位中,您能不能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谈一谈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作的要求?另外,您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初到企业会存在什么问题?

答:你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我很愿意回答你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很难说—定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我大学时学的是冶金机械,研究生是行星轧机,参加工作后搞计算机,现在又从事管理工作,你说到底我是学什么,大学里应该学什么?我比较倾向于打基础,学习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走向工作岗位后还要边干边学,光靠大学这—点东西我觉得是不够的,关键是方法。我在日本东芝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么—个同学,事无巨细,哪怕是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要把老师的逻辑思路弄明白,因为世界上没有东西是百分之百的一成不变。我记得有一次去德国参加学术讨论,有一位同志简直是要把人家缠住,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问题,当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有一个困惑,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美好、简单,有很多东西是意想不到的。我希望同学们既要看到光明积极的一面,也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我的女儿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老爸,我老板怎么这么差劲啊,明明是他不对,他非说我不对。”我的女儿是一个项目经理,工作非常努力,每天工作到十一二点,我看着都心疼,我说这外国的老板剥削得太残酷了,就这样,她的老板还说她不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虽然社会不是那么完美,但总体来说还是美好的。(掌声)

问:刘总,您好!您到鞍钢十多年,带领鞍钢创造了许许多多辉煌的成就,您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非常感谢党中央给了我这样的锻炼机会,很多同志问我,到鞍钢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一些成果,我想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更多的是鞍钢面对这样的困难,鞍钢的父老乡亲,广大职工给了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和大家共同努力,来取得今天的成绩。我要感谢组织,感谢鞍钢的广大职工,感谢鞍山市的父老乡亲,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因为我在其中,我的成果是全体职工的,这是心里话。当然我也做了自己的努力。如果我没有这个机遇,继续圈在武钢,也许没有今天这个成绩。如果我到宝钢去,确实有这样的机会,冶金部也决定让我到宝钢去,可能我就想不出“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这样的路子,因为宝钢很有钱,没有必要,只有鞍钢才有少投入这个要求,才能够出现“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所以我觉得同志们要看到困难面前包含着机遇,包含着新的成功的东西,这就是我刚才想和大家交流的。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怕吃苦,不要怕面对困难,不要怕面对挑战,这是我的希望。(掌声)

问:刘总,请问您如何认识和处理作为工程院院士和鞍钢经理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一个人的理想?

答:工程院院土和鞍钢经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我,辽宁省要评科技功勋奖的时候,当时许多评委也问这个间题,跟你问的—样,可见你大概有评委的水平。(笑声)这是不矛盾的,我觉得作为鞍钢的总经理应该是一个技术的里手、专业的行家,因为你做的重大决策事关几十亿,它应该是技术上成熟的、可靠的,否则像鞍钢这样的企业,一旦一个决策失误,那会是全军覆没。同时作为一名工程院院士,他也应该有这种与社会相处的知识和能力,也应该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应该生活在社会当中,他应该善于处理社会、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作为工程院院士应该有的起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如果说我更多的是知识型的,那么国家给我这样的权力,我又掌握了这样的知识,把权力和知识更好地结合,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说鞍钢的成果和我个人有—点关系,恐怕跟这点有些关系,就是国家给了我这样懂科学技术的人这样大的权力,这是国家选人的正确,我这样来理解。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一个人的理想。我少年时代想做一个飞机设计师,那种理想是一种局部的,是一种短期的,一个人的更大的理想应该是追求社会的需要,在任伺岗位上,只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都是会有成果的,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理想,我今天说的就想证明这点,就是理想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但是为社会做有益的事,这种理想是永恒的。(掌声)

问:刘总,您好!请问中国冶金行业与国外相比有什么差距?另外,大学里的数学、物理基础是不是特别重要?

答:我非常赞成搞好扎实的基础,包括知识的基础和研究方法、思考问题的基础。我们冶金行业和外国的差距有这么几点:第一,现在最好的装备在中国,要看最先进的技术到中国。新日铁的社长以前从来看不起鞍钢的,三年以前,他到鞍钢来大为称赞,还请我给他的公司中层干部讲一次课,这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新日铁社长表示:要投入相当大的资金到装备改造上去,否则的话新日铁跟鞍钢差距太大了。但是我们某些产品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还没有达到先进水平,人家产品质量是很过硬的。我举个例子,大概两个星期前,鞍钢一位副总到德国去,我们引进了5.5米轧机的轧辊,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厂家能生产,订货已经到2012年,我们马上就要投产了,轧辊还没有。从这可以看出,轧辊、浇注、热处理很多先进的技术我们还没有掌握。现在全国能够生产轿车面板的两家一家是宝钢,一家是鞍钢。我们鞍钢为什么能后来居上,我和蒂森克虏伯签订一个在大连合资生产轿车板的协议,他要转让全套的技术,同时也转让给宝钢,我跟他们老总说:“你先转让给宝钢了,应该给我们便宜些啊?”他就说了:“刘先生我转让给你的才是真东西。"前武钢的老总张寿荣院士问我能不能简单地给他讲一讲轿车板生产诀窍,我说我讲不清楚,同学们,说起来就是取样怎么取、表面检测怎么做、数据怎么归纳,都是这些最基础、最原始的东西。他们非常注意生产过程中数据的分析而且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数据中归纳出规律,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包括检测仪表的调试方法,这些东西算什么诀窍?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要培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两个不同的同志,—个给一堆公式和数据,处理不好,另一个能从这种错综复杂关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数学是一门基础,不能应付考试,你以后学到的很多东西要用到数学,例如概率论数理统计、数据处理以及工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果你不会数学你就不懂怎么处理。要把数学、物理和工程现象联系在一起,不要孤立地去学,不要应付考试。(掌声)

问:刘总,您在北京科技大学度过了四年的研究生生活,我想问您一下,您今天回到母校,您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北科大在您心目中的印象是怎样的?您四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有哪些精彩的片断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答:你这个问题最难回答!我作为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学子,很自豪。坦率地讲,我不太愿意称“北京科技大学”,我更愿意称"钢铁学院”。以钢铁而自豪,钢铁看起来很粗很大,但其中有很深的学问。从事钢铁这一科技工作绝不比别的科技工作逊色,它是很深奥的,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恰恰是材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事这一工作,有什么理由不为之自豪和兴奋呢?作为钢铁方面首屈一指的钢院的学生,这是极其令人自豪的!至于你问我有什么心情体会,我经常回来,经常和咱们校领导、柯俊老师等见面,所以心情不是那么激动。"武斗”是一个记忆犹新的事情:当时高芸生校长接见我们,也是记忆犹新。再一个就是体育运动,当时我们下午五点钟以后就开始长跑,沿着学校跑一圈,我总觉得钢铁行业的人应该是身强力壮。再就是“钢铁摇篮"那个牌子,还有我们学校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学风给我印象深刻。(掌声)

问:刘总,您好!您刚才说我们国家有先进的钢铁设备和技术,却还有一些先进技术没掌握,你作为一位杰出的创业家、科学家,可不可以请您展望一下我们国家钢铁行业的未来?

答:三年前我接待的一位民营企业家,他参观了鞍钢以后说:“我看了以后感到自豪!”我们国家现在与国际先进技术差距是越来越小的,在有些领域还领先,我们国家现在差不多有五亿吨钢,比第一名后的七个国家的总和还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位。你想一想1958年那时候搞1070万吨钢,全国都动员起来大炼钢铁,那费了多大劲啊,现在我们“吹口气”就—千多万吨了。所以,中国的钢铁工业在世界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的,世界上现在的钢铁总产量12亿吨,而我们国家就5亿吨,钢铁就是国力。但是我们钢铁人均占有量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温家宝总理说,什么事情乘以十三亿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什么事情除以十三亿就是一个很小的数。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钢铁工业第—个就是在做强上下功夫,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钢铁强国?前一段时间我们几个院士也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说一些高精尖产品也能生产,我举个例子,三年前三峡工程总指挥陆佑楣院士找到我,他说“刘玠同志,现在三峡二期工程所需的涡壳钢国外不报价。”我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生产出来。“我们生产出来了,是抗焊接裂纹钢,但不能经济地生产,人家的合格率是70%,我们是30%。比如说造船,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是造船大国,却不能生产低速柴油发动机,关键是曲轴问题,鞍钢和沈阳金属所李依依院士(钢院校友)一起研究,现在的柴油机大量依靠进口,我们的船造出来柴油机跟不上,柴油机造出来曲轴跟不上,原因是材料问题所以在一些前沿尖端技术方面我们还有一些跟不上,比如说国外的自清洁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科学像其他事业—样也是不断发展的,刘翔以前是第—名,这次他是第三名,不是每次都是第—。(掌声)

问:刘总,您好!我想请问您,鞍钢作为一个老企业,她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您刚才回顾了您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想请问您在您的个人发展以及多种工作角色的转换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谢谢您!

答:面对任何困难,不要丧失信心,要敢于面对!我这一辈子,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包括家庭的。我父亲1939年抗战时期曾经参加过两周的国民党教育部办的补习班,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我一直到1980年才被批准入党,所以无论如何也考不取航空学院,但是面对这样—个挫折,我没有屈服,面对它、克服它,你就会成功,从中得到乐趣,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就是我人生的体会,人生的乐趣和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第二个问题,鞍钢从1949年到2006年一共生产钢3.49亿吨、铁43亿吨、钢材17亿吨,上交利税1006亿元,相当于国家对鞍钢的投资18.5倍,现在全国各大钢厂几乎没有—个没有鞍钢的职工,鞍钢输出了大量的人才,好多国家领导人都在鞍钢工作过。鞍钢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有很高地位的,小学课本上都学过,可以说鞍钢是我们国家钢铁企业的长子。(掌声)

问:刘总,您好!我是材料学院的,我想问您一下,我们毕业后到钢厂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从事研发工作,本科学历是否够?我遇到一个博士生,他进企业是存在一个学历过高问题,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材料专业是否也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答:首先不存在学历过高问题,千万别把自己的学历当作宝贝,我遇到很多博士不怎样,解决不了问题,我不是说博士不重要,进入博士学习很重要!但同时不要背这个包袱,就算院士又怎么样?也不见得什么都懂!院士也需要学习,也需要与时俱进。我在武钢遇到一个留学美国的博士,英语水平高到写中文稿子先写英文,再翻译成中文,回国以后我们很重视,我交给他一个课题,人力和物力都配备好,三年以后他说完不成。但也有很多博士是很有名的,钱学森先生就是杰出的代表。博士一方面说明你有这个基础,另一方面你不要以为博士了不起,什么都懂。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也遇到一些院士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所以你说学历太高,我不赞成!炼铁的博士他不一定会炼铁,炼钢的博士到转炉上他不一定会操作。我们有很多博士不会炼钢,鞍钢设计院主任设计师没炼过钢。我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机械研究生毕业,自认为水平很高了,到了武钢,很简单的一个装置,我兴奋得两天睡不着啊,因为我学到了、我用上了、我成功了!那是两个概念啊,比如一个苹果,你没吃的时候你可以说是酸的甜的,当你吃了以后才知道美妙无比!不管你学什么,你到工厂去大有可为,完全可以做出了不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对待。现在恰恰有许多技术没有人去探索,没有人去扎扎实实地去做,而自认为没有东西可以探索了。我自己常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世界倒退二十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比尔,盖茨,那你为什么没成为比尔.盖茨呢?道理很简单嘛。二十年后还会有新的比尔.盖茨出现,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这种可能。我有时候不服气,我说当时搞计算机控制技术怎么没想到把它用到汉字排版上,而人家想到了。机会人人都有,世界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成功靠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靠我们不断地去探索,面对我们的世界,面对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每个人都会成功,不要被学位、成绩这些虚无的东西所迷惑。博士不代表任何事情,只代表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学材料的也好,学计算机的也好,毕业了以后进入工厂要不断学习,适应工厂的需要。好,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本文收录于《校友讲坛》第三辑(2008年10月)